朱嘉明：中央提倡區塊鏈，將科學技術元素納入治國理念， 其歷史意義不可低估_數字資產

本文旨在傳遞更多市場信息，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11月4日下午2點，許久不見的王峰十問再度“開炮”，圍繞眼下火熱的區塊鏈大潮以及背后的深入思考，首度尖峰對話經濟學家朱嘉明。

朱嘉明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是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主要發起者，曾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擔任經濟學家，執教于維也納大學和臺灣大學，代表著作有《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與《Libra：一種金融創新實驗》等。朱嘉明自2012年起，專注于數字經濟、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的研究，創造了諸多系統化思想和全新理論體系，是領域的經濟思想先驅。同時，朱嘉明創立的數字資產研究院組織開展了“區塊鏈”與數學、經濟學、法學、量子科學的相關會議和研究，盡可能將區塊鏈研究科學與專業的深層結構相結合，并開創了具有超前意義的自主項目。

對話中，王峰接連拋出一系列犀利問題：中央為何在這個階段大力提倡區塊鏈？如何重新定義數字貨幣？如何看待本屆政府在技術創新領域越來越具體化和專業化？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央行數字貨幣對于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帶來的新機會？

朱嘉明在字里行間表達了對中國區塊鏈產業發展的期待。他認為在傳統全球化金融市場，中國在競爭中實現“大超車”相當困難，但區塊鏈創造了一個與傳統全球金融市場平行的“新型金融市場”，雖然新型金融市場還處于微小和脆弱的階段，但其潛力和增長速度極快。

“隨著這個市場的發展和發育，中國有可能成為領跑者，甚至影響規則制定，在競爭中具有先發優勢，最終成為新金融領域的贏家。”

針對王峰提到的“區塊鏈技術和創新走在了監管前面”這一行業現狀，朱嘉明明確提到，這涉及到傳統法律升級、技術層面實現、協調國際合作等多方面的工作。“歸根結底，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數字經濟、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對現存法學和法律體系帶來的根本性挑戰。”

作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對當下區塊鏈行業的判斷極具參考價值，以下為本期對話原文：

“中央提倡區塊鏈釋放出4大重要信號”

王峰：第一問，看到中共中央局10月24日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的新聞，我和我的同事第一反應是感到驚訝，我懷疑很多人和我有類似的感受——幾乎不敢相信，畢竟此前許多從事區塊鏈技術應用與投資的人，一直被爭議，一些政府官員和主流商業精英也曾經對區塊鏈三個字避之不及，社會上對區塊鏈的看法也是千人千面。作為一名經濟學家，近年來在數字資產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您在聽到這個消息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朱嘉明：10月25日傍晚，我正在旅途之中，當我知道這個消息時候，并沒有感覺那樣的吃驚。確切地說，我的理性立即壓倒和抑制了任何情緒性和情感性的自然反應。理性驅使我思考兩個基本問題：其一，為什么是“區塊鏈”？其二，為什么是今年10月25日，而且恰恰在四中全會之前。當然，我沒有能力回答我自己提出的問題。

王峰：無論是央視還是人民日報，都在第一時間對這次講話給予了大篇幅報道，掀起了全國各地開始區塊鏈熱潮，您認為中央為什么開始在這個階段大力提倡區塊鏈？我們可以從中解析出哪些信號？

朱嘉明：首先需要定義“這個階段”四個字。我認為，“這個階段”主要是指中國的“后高速增長”階段，也就是經濟增長進入6%至7%區間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創新”需要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是，涉及“創新”的技術領域極為寬泛，需要找到一個具有綜合性特征的技術，或者說，這個技術本身就是一個“集群”，或者說各類高新技術的“集合”。毫無疑問，唯有“區塊鏈”具備這樣的特征。

至于如何回答“解析”出哪些信號？不同的人，處于不同的背景，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從我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信號包括這樣幾點：

其一，因為“區塊鏈”集中了數學、密碼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方面的技術，以及互聯網多年發展的技術成就，需要重新評估“區塊鏈“的科學和技術的價值；

其二，需要充分發掘“區塊鏈”的潛力，目前并沒有得以充分發掘；

其三，需要擴展“區塊鏈”的應用場景，不僅是經濟領域，也包括與社會領域。

其四，選擇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時點，提供了區塊鏈技術與改善社會治理模式的想像空間。

還應該注意到，中共中央局10月24日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的新聞，遠遠超出了新聞價值，反映了決策層的一個戰略性的轉變，那就是將科學技術元素納入到治國理念之中，并且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這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其歷史意義不可低估。

王峰：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如今已經41年過去了，回想當時剛聽到中國公布改革開放政策時，您是怎樣的心情？

朱嘉明：1978年12月，我剛剛研究生入學三個月，我們同學是在宿舍里聽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告的。那時大家十分激動，不僅僅是因為文革正式結束，結束長期國民經濟基本停滯的狀態，而是感到中國將要發完成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變革。

朱嘉明：區塊鏈成為澳門經濟轉型技術手段 或形成新產業形態:7月17日，針對澳門區塊鏈產業發展，朱嘉明接受采訪時表示，當然，目前區塊鏈在澳門的產業化和落地，尚處于相當早期的階段，應用范圍基本上是在較小的行業、中小企業，特別是傳統服務業。但是，澳門的區塊鏈發展有很大的前途，這是因為區塊鏈在澳門的應用，會集中在新型產業。特別是，區塊鏈為澳門和橫琴的經濟和金融合作，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前提，有助于澳門與橫琴的一體化。（巴比特）[2020/7/17]

王峰：看過您的資料，那時您好像才28歲吧，和今天的90后們年齡相仿，才參加工作幾年。作為當年親歷改革的知識分子，您曾經為中國經濟改革獻計納言，您是否還愿意聊聊，自己是當初是如何憧憬中國經濟未來的？對比今天的和經濟環境，您如何看待今天和昨天最大的根本不同？

朱嘉明：我們當時對中國經濟的憧憬是相當簡單的，希望中國在有限的時間內，解決普遍性的貧窮問題，為此需要改革。至于中國的未來Model，講的最多的不過是亞洲四小龍。那是一個經過長期“閉關鎖國”的歷史時期，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非常有限，周圍幾乎沒有走出國門的親朋好友。所以，所謂的“憧憬”想象力有著極大的局限性。

王峰：給我一個切身印象，改革開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央領導層對技術的學習越來越重視。近三年以來，涉及到國家重大科技創新戰略的局學習，每年僅有一次，分別是2017年國家大數據戰略，2018年人工智能，以及最近這次的區塊鏈技術。而在早期，我注意到中央領導層對技術學習的話術更大，比如鄧小平曾提到“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江澤民提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相對來說，本屆中央政府在技術創新領域的集中學習，越來越具體化和專業化，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朱嘉明：好事。這是歷史潮流。在不久遠的未來，全球范圍內，專業化家會逐漸遭到淘汰，也就是說，家不僅需要懂得經濟，還需要懂得科學技術。因為，科學技術會日益強烈地影響經濟生活和生活。

“區塊鏈創造了一個‘新型金融市場’，中國有望成為最終贏家”

王峰：第二問，我們再回到區塊鏈技術的創新。創新推動社會進步，也導致社會財富重新分配。我認為互聯網技術提供的信息民主，比如再小的公司和團體也可以很容易的注冊一個廣域網的域名網址，開展合法的信息服務，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不敢想象的。

新技術的發展對初創公司越來越有利，過去二十年的互聯網創新創業潮，全面推動了中國信息化整體水平，也讓一部分從事互聯網服務的人獲得了足夠大的財富，而今天的區塊鏈技術，是否有很大的可能性會加快金融民主化進程，創造出一個新的時代？

朱嘉明：“新的時代”是一個大概念，需要太多的歷史條件。所以，我沒有能力回答“區塊鏈”技術是否可以創造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區塊鏈技術將會加快金融普惠化進程，應該是毫無疑義的。

王峰：熱潮初啟，全面擁抱區塊鏈技術，能否讓中國在全球化金融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個大超車的機會？為此，您認為中國還應該做好什么準備？

朱嘉明：目前，世界金融市場競爭分成兩大類型：其一，傳統全球化金融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中國至今企望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好實現“大超車”依然是相當困難的。例如，在這個市場中，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元霸權依然存在，世界金融資源不合理的狀況也難以改變。

其二，新型金融市場。因為區塊鏈創造了一個與傳統全球金融市場平行的“新型金融市場”。雖然“新型金融市場”還處于微小和脆弱的階段，但是，潛力和增長速度極快。隨著這個市場的發展和發育，中國有可能成為領跑者，甚至影響規則制定，在競爭中具有先發優勢，最終成為新金融領域的贏家。

至于中國最大的準備應該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人才、人才、人才。

王峰：此前，甚至直到現在，很多人仍然將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詞匯放在一起說。在我看來，大數據和云計算是互聯網強大到一個階段的自然遞歸。但是，區塊鏈、物聯網和人工智能要得到根本提升，還有很長的技術黑夜要去探索，無論是算法算力，還是通用化的標準協議，都各有各需要解決的難題。在您看來，如果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區塊鏈技術的創新意義，對比以上技術詞匯中的他者，會有哪些不同？有人講，區塊鏈技術可以比作是重塑生產關系的技術。

朱嘉明：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區塊鏈”是一個集群概念，天然包括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至于“物聯網”，則屬于區塊鏈的一種利用。

對于區塊鏈技術重塑“生產關系”的說法。“生產關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對應的是“生產力”。而“區塊鏈”不僅涉及社會經濟組織，社會制度，甚至包括諸如“企業”、“公司”組織的改變，絕非“生產關系”四個字可以概括的。借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區塊鏈”本身也是一種獨特的生產力。

朱嘉明：產業新浪潮具有產業硬科技化、產業數字化和產業區塊鏈三大新特點:金色財經現場報道，7月5日，由杭州市余杭區政府指導，杭州未來科技城管委會、巴比特主辦的2020杭州區塊鏈國際周在杭州舉辦。經濟學家朱嘉明在以《迎接科技產業化和產業科技化新時代》的主題演講中表示，產業新浪潮有哪些新特點，我概括三個方面：1.產業硬科技化。2.產業數字化。3.產業區塊鏈。

也就是要建立以區塊鏈為重要組成部分新的產業基礎結構，最終整合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擁抱新產業，實現上述“三化”的目的可以歸納四個方面：1.實現基于創新的指數化增長；2.實現集群性增長；3.實現可持續增長；4.實現基于共享機制模式的增長。[2020/7/5]

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雖然區塊鏈原理和技術源遠流長，但是，依然處于相當的早期階段。區塊鏈的潛力和張力仍然巨大，它所改變的不僅是金融生態，而是全方位的社會體系，為人們思考和討論多年的，也是當代世界正在經歷的“大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工具，甚至基礎結構。

“區塊鏈將導致新型金融部門產生，推動金融業整體性進步”

王峰：第三問，在人類歷史上重大的技術突破中，無論是蒸汽機、電力，還是原子能、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等，大部分技術解決的是效率問題，甚至人類將已經技術應用于解決對時間和空間的探索問題，比如有人已經在探索永生和下一個生命空間，但回頭看，從來沒有一門技術是專門解決信用問題的，而區塊鏈技術的出現，則是應運而生。

人類過去的信用背書，往往是來自國家政府的財力和軍力，至少也是大型商業組織的規模來決定信用。

但是，比特幣用一套算法和論文就獲取了這樣的信用。

區塊鏈技術融合了分布式存儲、點對點通訊、密碼學及共識機制，在專業上跨越了計算機科學、密碼學和社會學等多個學科。作為跨學科思想的提倡者，您是在什么時候注意到區塊鏈在解決信用問題方面的能力的？這個圍繞信用所產生的技術，將可以產生哪些應用？解決哪些當下最棘手的問題？

朱嘉明：比特幣誕生的時候，我在維也納大學任教。其中一門課程是“貨幣歷史”，比特幣自然納入到課程之中。講比特幣，不得不講區塊鏈。

比特幣是從講“點”對“點”的支付模式開始的，其前提是技術互信機制，以及支持互信機制的“共識算法”和“智能合約”。換句話說，因為“共識算法”和“智能合約”，“區塊鏈”可以實現信用體系。

從理論上說，“區塊鏈”的應用范圍是無限大的。所以，羅列區塊鏈的應用場景，沒有太大價值。人類經濟活動，古今中外都與市場不可分割，而市場行為的基礎是信用。所以，今天，任何與信用結合的技術，都有利于市場經濟的演進，豐富人類經濟活動的方式，自然具有無限寬廣的應用空間。

王峰：信用是金融活動的基礎，金融業是全球經濟競爭的皇冠，區塊鏈對金融行業的沖擊會越來越大，改變也會越來越明顯，雖然很多人尚在麻木之中。有一句話我非常喜歡，“區塊鏈正在改寫古老的金融體系。“這是一個國外做DeFi(分布式金融服務)的企業家對我說的一句話。信用被技術算法技術改寫后，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創新非常活躍。

僅僅從技術角度看，區塊鏈技術將會導致金融業多大程度的開放？比如一家商業組織不用走傳統審批流程，用區塊鏈技術手段就可以發行數字資產。僅僅在以太坊世界里，就已經涌現出大量的DeFi應用，如去中心化的借貸服務。

朱嘉明：對于金融業而言，區塊鏈技術不僅僅是個“開放”問題，更為重要的，區塊鏈技術將導致新型金融部門產生，推動金融業整體性的進步。

王峰：作為數字資產研究院創始人和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任，您能否再向我們簡要談談，數字資產研究院成立的背景是什么？數字資產研究院做了哪些研究和分析？我們希望能多聽到您的一些思考和分析。

朱嘉明：數字資產研究院成立的時間并不長，是2018年春天。但是，數字資產研究院醞釀和非正式運行的時間可以追溯到2012年，那時研究院的發起者已經參與比特幣研究，出版比特幣專著，在臺灣大學、逢甲大學開授數字貨幣課程，并通過臺灣陽明山未來學社宣傳“區塊鏈”。

在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主要做了三類工作：其一，學術思想的拓展。組織召開了“區塊鏈”與數學、經濟學、法學、量子科學的相關會議，盡可能將區塊鏈研究科學與專業的深層結合；其二，開創具有超前意義的自主項目。例如開發之中的時間銀行，東盟國家穩定幣。其三，探討區塊鏈中長期發展的方向和趨勢。

朱嘉明首談央行數字貨幣與“公鏈”的關系

王峰：第四問，我們直接談談數字貨幣吧。這是話題很多人關心的焦點，盡管有央行的技術官員以及一些政府高層透露，我認為目前談數字貨幣，依然還是比較敏感。我們在這里當做做學術探討和啟蒙吧。很多人提及數字貨幣往往理解是比特幣，但是實際上，隨著央行數字貨幣以及Libra的聲音越來越像，公眾開始注意到，同為“數字貨幣”有了彼和此的差異。

聲音 | 朱嘉明：這是第一次讓數千年的法律與數十年的數字經濟相遇:2019年10月20日，由數字資產研究院主辦，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中倫律師事務所、數據法盟聯合主辦的“數字經濟、區塊鏈與法座談會”在上海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舉辦。眾多法律界人士齊聚一堂，共同討論數字經濟、區塊鏈與法律相關重要問題。

朱嘉明指出此次會議的意義：就是讓有數千年歷史的法律與僅有數十年歷史的數字經濟、十年而已的數字貨幣，在幾乎不那么過早，也不過遲的時候在上海相遇，開始它們彼此首次全面的溝通與認知。[2019/10/20]

過去幾個月時間，Libra和央行數字貨幣成為新聞輿論關注的焦點，中美數字貨幣大戰似乎山雨欲來。10月28日，全國人大前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表示，目前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已經有5、6年，趨于成熟，中國人民銀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個推出數字貨幣的央行。

您覺得，國家在當下階段推出央行數字貨幣的考慮因素有哪些？

朱嘉明：這個問題這樣問是很難回答的，但還是可以設想可能影響央行數字貨幣團隊的主要因素：

其一，海外一些國家對央行數字貨幣探討和實踐。

其二，國內對央行數字貨幣的需求。2017年9月以后，當中國國內的數字貨幣的生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民間的數字貨幣窗口基本被關閉后，央行的數字貨幣壓力是增大的。

其三，Libra、IBM、USDT等各種類型的穩定幣出來后，對央行數字貨幣的團隊產生相當大的挑戰，也會在技術和試驗層面提供參考經驗。

其四，更大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人民幣如何進一步的國際化，改變傳統人民幣國際化的模式，需要央行數字貨幣。

王峰：假設我們把錨定國家法幣的數字貨幣狹義理解為目前技術圈所指的穩定幣，各國都在圍繞國家法幣為基礎創造數字貨幣，一個是Facebook這個美國大型商業互聯網公司所推出的Libra貨幣體系，另一個是中國國家央行數字貨幣，已經擺在了全球數字貨幣市場的牌桌上了。

兩種貨幣都算是錨定國家法幣的穩定幣，雖然Libra提出所謂的錨定一籃子多國法定貨幣，但終究人家是美國的大型商業企業，美元一定會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

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您的研究，對比Libra這道“西餐”和DCEP這道“中餐”在各自產品架構設計和國際市場競爭機會上的SWOT分析。孰優孰劣？誰贏誰輸？

通俗地說，Libra這道“西餐”和DCEP這道“中餐”在產品架構上孰優孰劣，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誰贏誰輸？

朱嘉明：Libra和DCEP的產品架構，彼此之間有著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架構模式，很難比較誰優誰劣。進一步說，Libra和DCEP都處于構想階段和試驗階段，并沒有真正的落地。沒有實踐的檢驗，任何比較都為時過早。退一步而言，Libra和DCEP即使落地了，判定誰贏誰輸，也要很長的一個時間。

王峰：從中美之間現有互聯網的布局來看，我們的困難是打不出去，他們的困難是打不進來。直到今天，中國鮮有大型互聯網公司在全球化拓展中有明顯進展，騰訊、阿里巴巴雖然在支付方面非常領先，但依然只有中國本地市場的優勢。當然，抖音的海外版TikTok風靡全球、小米和傳音手機分別在印度和非洲市場受到熱捧，但與Facebook相比，中國公司依舊困難重重。過去幾十年，中國全球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微乎其微，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障礙重重，阻力巨大，中國必須找到有效的新辦法。您如何看待中國發展央行數字貨幣對于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帶來的新機會？

朱嘉明：央行的人民幣數字化，有助于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技術和制度創新，在新的形態下，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新的機會。

王峰：區塊鏈和互聯網不一樣，拿公有鏈為例，任何一個公有鏈無論大小，都沒有國界，中國公鏈把社區、投資者和用戶發展到世界各地，今天的區塊鏈技術雖然遠遠不如互聯網產業發展成熟，但公鏈不依賴于類似互聯網的文化限制，公鏈天生國際化。

您認為，如果大力發展區塊鏈包括公鏈等生態，是否有利于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的普及？我大膽推測，純碎基于技術，在公有鏈的虛擬資產流通過程中，將與央行數字貨幣產生錨定的關系，大量的區塊鏈數字資產可能更有利于人民幣在全球的落地生根？

朱嘉明：央行數字貨幣與“公鏈”的關系相當復雜。原則上說，如果“公鏈”得到發展和技術進一步突破，有助于滿足對公鏈更大的自由選擇性，有利于去中心化的節點模式的推廣，為央行數字貨幣的普及創造一個更好的前提。央行發行數字貨幣需要全民共識，這是典型“公鏈”特征。但是，央行發行數字貨幣的中心化要求，卻是私有鏈特征，此外，銀行的層級設計，還要吸納聯盟鏈的某些技術和思想，所以，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的區塊鏈更像一種混合的區塊鏈，至少是一個需要重新定義的“公鏈”，在技術和實踐方面，還有太多的路要走。

提出以央行數字貨幣作錨，并通過“公鏈”派生出虛擬資產，在邏輯上似乎存在問題：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央行的傳統主權貨幣作為“錨”的，確切的說，是以主權貨幣的黃金和外匯儲備為“錨”。也就是說，現在的央行數字貨幣本身還需要“錨”，所以難以成為數字資產的“錨”。

聲音 | 朱嘉明：Libra是解決全球金融資源嚴重不平等的一種構想和嘗試:據澎湃新聞消息，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朱嘉明在“天秤幣的影響和中國對策”懇談會（上海場）上表示，金融資源是支撐現代經濟成長和運行的最重要的資源。但是，在全球范圍內，金融資源的不平等日益嚴重。不僅阻礙了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而且加劇了貧富差別。很有這樣一種可能：Libra是解決全球金融資源嚴重不平等的一種構想和嘗試。[2019/7/9]

支持虛擬資產流通的區塊鏈，可能是公有鏈，也可能是聯盟鏈和私有鏈。如果虛擬資產需要“錨”，說到底，應該等同支撐數字貨幣的“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在虛擬資產和數字貨幣之間，還需要真實的價值基礎。例如，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其實是法幣的一種心態，其背后是傳統人民幣的價值基礎，比如，支撐著人民幣的價值基礎的外匯儲備。

至于區塊鏈數字貨幣的增加和擴大，是否會有利于人民幣在全球的落地和生根，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因為人民幣在全球的落地和生根取決于太多的因素，地緣就是其中之一。

王峰：我們再說說另一個形態的數字貨幣。可以說，比特幣啟蒙了數字貨幣，有趣的問題是，在Libra和央行數字貨幣的競爭下，比特幣還能夠實現最初做世界貨幣的遠景嗎？

朱嘉明：在當今世界，既有世界貨幣之名，又有世界貨幣之實的貨幣，尚未產生。比特幣具備世界貨幣之名，卻沒有世界貨幣之實。美元具有世界貨幣之實，扮演了世界貨幣的角色，但它畢竟是美國的主權貨幣。為什么比特幣有世界貨幣之名，而沒有世界貨幣之實，根本原因是比特幣規模過小。

數字貨幣依然處于早期階段，未來的數字貨幣世界，繼續處于爆炸和膨脹過程，在爆炸和膨脹過程中，有更多的數字貨幣加入到這里面，并不能夠改變比特幣已經和繼續所處于的地位。現在，不論是央行還是Libra，還沒有真正走向市場，競爭還沒有發生。即使這樣的競爭發生，也很難影響比特幣變大或者變小，因為比特幣在數字貨幣體系中有著獨特地位。

“數字經濟領域中的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沒有明顯界限”

王峰：第五問，上周五，2019年10月31日，是比特幣白皮書《比特幣：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正式發表11周年，比特幣在過去的十一年的時間里，取得了很多的社會認同，一些主流的商業機構，也陸續加入進來。但是，鑒于我們剛才的討論，一旦國家啟動數字法幣DCEP，我覺得數字貨幣這個詞可能需要重新定義，一部分是曾經擔心民間搞貨幣是有很大風險的，比如去年有人提出用通證來替代，，比如，在中國現實的主流和商業語境里，把比特幣定義成“數字貨幣”是否合時宜？

朱嘉明：在傳統經濟中，貨幣和資產中是有明確的界限的。但是，在數字經濟領域中，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沒有明顯的界限。具體到數字貨幣世界，比特幣所代表的是原生態的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和傳統貨幣的重大差別是，數字貨幣本身就具備數字資產的特性，更接近凱恩斯關于貨幣具有支付、投機、存儲功能的描述。

那么，如何定義數字資產，現在并不容易，因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數字資產還在發育和成長。但是，可以參考和借用傳統資產的概念，將數字資產定義為可以增值、可以交易的一種新型財富形態，包括純粹數字化的資產和被數字化的資產。例如畢加索的畫可以是一張傳統的有價值的藝術品，同時也可以成為被數字化的資產。至于數據本身，則屬于原生態的一種數字資產。

回到在中國現實主流的政策和商業語境中，比特幣更接近為一種獨特的數字貨幣，因為法律上沒有合法性。但是，在日本的貨幣性質具有合法性，在美國則強調其數字資產特征。這樣的情況還會長期繼續下去，并不影響比特幣在數字貨幣世界的地位。

王峰：我注意到，您在過去的表述中，也常常將比特幣稱為數字貨幣。上次的莫干山會議間歇，有代表就提出央行的數字貨幣才可以稱作數字貨幣，一旦央行貨幣出臺，民間的這些東西都很難立足。基于長遠的考慮，我們今天是否應該把比特幣、以太坊等重新定義為數字資產呢？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棘手和敏感的問題。我希望這里和您討論一下。

朱嘉明：這個問題剛才已經回答了，在數字經濟領域中，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沒有明顯的界限。還可以換一個思路：或許我們需要重新定于“數字貨幣”，超越傳統“貨幣”概念的框架和束縛。也就是說，數字貨幣的“此貨幣”，并非是傳統貨幣的“彼貨幣”。如此，進入貨幣哲學的高度。

王峰：公眾對于“炒幣”明顯帶有負面看法，可能來自于對數字貨幣的理解和認知誤區。沒有辦法，近現社會幾百年來，人們很難接受非國家化貨幣，哈耶克那一套思想，仍然在書中擱置到落灰，大部分人也很難理解。如果比特幣這些資產能夠得到合法的認可，中國有句成語叫顧名思義，我們還是應該進一步對社會清晰界定什么是數字資產，什么是數字貨幣。我認為數字資產研究院應該推動一下。我擔心，如果數字資產的定義不清晰，甚至會破壞區塊鏈對金融賦能的作用。

朱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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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已經說過，在可以遇見的未來，很難清晰的定義數字資產，因為數字資產概念需要與經濟生活中數字資產的發展同步。現在，在法律意義能界定數字資產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是，這種情況并不影響區塊鏈對金融的賦能作用。

現場 | 朱嘉明：探索建立基于“區塊鏈”應用數學的可能性和路徑:金色財經12月17日現場報道，今日，由數字資產研究院主辦，石榴財經承辦的2018國際區塊鏈數學科學會議在京舉行。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作開場致辭，他指出，我們正處于一個科學主導的時代，是科學集群和技術混合成長的時代。中國需要21世紀的“梅西會議”。他還表示，區塊鏈的根本功能是服務質量和非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是物質、物理世界和非物質、非物理實際的“橋梁”。另外，他指出數學孕育了區塊鏈，而此次大會舉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探索建立基于“區塊鏈”應用數學的可能性和路徑。[2018/12/17]

“數字資產化和資產數字化的發展都很重要”

王峰：第六問，從純技術的角度看，區塊鏈解決了金融普惠化的問題，區塊鏈技術讓數字資產的發行變得越來越容易，人人可以利用智能合約技術發行數字資產，各種資產可以在多節點的數據網絡上記錄、確認和轉移交易。這就像互聯網技術解決了信息民主化的問題，賦予我們人人可以注冊域名、成立個人網站的權利。

可以從兩個方面討論。一方面，如果把比特幣、以太坊等原生數字資產理解為數字化資產，在我看來，今天的數字資產仍僅僅處于原生數字資產的啟蒙階段。未來一定會出現更好的比特幣、更好的以太坊；另一方面，將龐大的實體經濟資產映射到數字資產，將造就巨大的新興數字資產機會，我們可以稱之為“資產數字化”。

那么，屬于數字資產的機會，是先大力發展數字化資產，比如發展和完善比特幣及以太坊這樣的原生數字資產，還是著重發展資產數字化呢，比如鼓勵STO？今天我們應該重新提出，STO是否可以討論？

指的是證券化通證的發行行為，其所發布的是證券化通證。證券類的通證所代表的權益更偏向于傳統股權所代表的所有權和債權所代表的未來收益償還權，證券類通證的持有者會根據通證的具體定義，享有該區塊鏈組織的所有權、分紅權、未來收益償還權或投票權等，其發行和后續行為需要依照法規受到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管。）

朱嘉明：從理論上說，這是兩個平行世界，即數字世界和現實世界。數字資產是數字世界的原生產物，資產數字化是現實世界在數字世界的映射。兩個世界的發展都很重要，不存在孰重孰輕的問題。但而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存在三條線路：其一，新型數字化資產的產生和發展；其二，傳統資產的被數字化；其三，新型數字化資產和被數字化資產的融合，或者混合。

“未來數字金融的目標是實現互惠金融”

王峰：第七問，習總書記提到了數字金融。其實，國內很早就提出了“數字金融”的概念，比較簡潔的定義是這樣的：數字金融是指通過互聯網及信息技術手段與傳統金融服務業態相結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務。如今，數字金融領域中國走在了世界前列，以互聯網移動支付為例，中國比大部分發達國家還要領先，網上就有種說法，把“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比作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習總書記講話中提出了區塊鏈技術應用已延伸到數字金融領域。您是如何理解數字金融的？區塊鏈技術對數字金融的創新，能起到哪些推動作用？

朱嘉明：在傳統的貨幣理論中，金融是一個貨幣更大的概念，因為包含著貨幣、金融機構、金融制度。區塊鏈技術對數字金融的創新，不僅提供了新的金融“基礎結構”，而且可以影響其金融體系的方方面面，例如刺激和改變“會計體系”、商業銀行機制、貨幣供給模式、金融資產形態、貨幣政策。

王峰：一部分人士已經看到了區塊鏈技術對于傳統金融行業的挑戰。在剛剛舉辦的外灘金融峰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從證券業角度發表了看待區塊鏈的觀點，引人注意：“隨著區塊鏈技術在金融行業的應用不斷深入，將來一定還會出現數字銀行、數字投行、數字資產交易所，甚至還會出現類似于傳統券商、做市商、評級和研究機構這些類似的機構。”

肖鋼所提到的這些內容，實際上已經幾乎包括了現有或者說傳統金融業的每一個細分模塊，而據我所知，今天全球的區塊鏈從業者中，以上的服務都能找到對應的企業，比如專業從事比特幣交易、DeFi以及Staking的機構，全球至少上千家，且大部分屬于監管政策出臺之前的技術摸索中。

當年您曾為中國改革開放建言獻策，憧憬即將到來的未來數字金融的發展圖景，您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嗎？

朱嘉明：未來數字金融主要特征是形成新的金融生態，支撐這個新生態的是兩點：其一，克服金融資源的國家絕對壟斷模式，實現金融資源主權向人民的逐漸回歸；其二，解決金融資源的霸權，改變世界性金融資源長期分配不均的問題。這樣的金融生態目標是實現互惠金融，也是消除人類的不平等和貧窮的重要根源。

“當務之急是對法學法律體系進行整體性升級”

王峰：第八問，雖然肖鋼已經非常完整地描繪了整個數字金融圖景，但他也表達了擔憂，“這些機構既有金融屬性，又有科技屬性，甚至還有無政府主義的屬性，該如何監管，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命題，全世界金融監管部門都面臨著考驗。”我不知道前國家郵電局局長看見電子郵件出來的時候，會有什么樣的反應。但是肖主席的擔憂，足以讓我們看到監管和新技術在彼此博弈中的難題。

習總書記在報告中也提到了數字資產交易。事實上，很多年輕人都把比特幣、以太坊等數字資產看成是人生中最好的投資。在Coinmarketcap的排名上，世界前十大數字資產交易所，大概有一半都是從中國生長出去的。

如果政府進一步支持數字資產的話，交易將進一步活躍。目前在全球各國，數字資產、數字金融相關的監管都相對滯后，盡管在美國，Coinbase已經拿到了合規數字資產交易所相關牌照，在新加坡也出臺了部分數字資產相關監管政策，但是中國國內的監管政策卻遲遲不見出臺，甚至缺乏一定的討論。

擺在我們今天的挑戰是，中國明年能否盡快出臺數字資產相關監管細則？未來數字資產交易是否會有非國有化企業的一席之地？純粹學術問題。

朱嘉明：中國制定數字資產相關監管細則，涉及到傳統法律升級、技術層面實現、協調國際合作等多方面的工作。歸根結底，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數字經濟、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對現存法學和法律體系帶來的根本性挑戰。

數字經濟、數字資產和數字貨幣有具備主體多元化、科學技術含量高、膨脹速度快、顛覆性強、對社會滲透與影響多元化的特征。相對于數字經濟和數字貨幣現狀和趨勢，法學法律體系則呈現出了四個基本狀態：

其一，全新問題，法律空白。

其二，難以跟上數字經濟和數字貨幣發展速度，嚴重滯后。現在每天彼此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繼續擴大。

其三，過度反應。對一些事情錯誤應對，矯枉過正，包括現在對Libra的反應也是如此。

其四，法學和法律體系沒有一支力量整體性、理性或者及時應對這樣的局面。

造成法律和數字經濟、數字資產、數字貨幣失衡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是知識體系、信息構成、專業領域嚴重不對稱。法律法學體系和其他的經濟活動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不對稱。法律特征、數字經濟和數字貨幣的技術特征差異太大，導致非均衡發展。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身處其中的政府機構、經濟實體，科技人員和參與民眾并不存在橫向連續溝通的關系。這是獨特的歷史現象，也可以說是法律史上從來沒有出現的一種局面。

因此，當務之急不是建立監管的細則，而是對法學法律體系進行整體性的升級。眼前的工作至少包括：

其一，歸納數字經濟及數字貨幣導致的經濟社會關系和法律觀念更新問題。如此，可以填補剛才所說的“全新問題，法律空白”狀態。

其二，梳理法律和數字經濟及數字貨幣嚴重不對稱的現實。

其三，提煉法律如何適應數字經濟及數字貨幣急速發展的主要領域。

其四，借鑒國內外數字經濟及數字貨幣治理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我們還是有很多案例。

至于未來數字資產交易的參與主體結構，取決于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最終取相關技術的發展和制度的設計和運行。

“未來將會發展出對區塊鏈‘解釋權’的爭奪”

王峰：第九問，雖然比特幣11年前就出現了，但時至今日大多數人其實并不理解區塊鏈是怎么回事。事實上，社會上對于區塊鏈的誤解非常多，主要體現在兩點：1.區塊鏈就是比特幣，比特幣就是區塊鏈，將區塊鏈的理解狹義化；2.區塊鏈無用論，僅僅用作炒作數字貨幣。在TPS沒有起來之前，區塊鏈干不了什么。您認為，社會大眾對區塊鏈產生誤解的原因是什么？

朱嘉明

：

現在，社會大眾對區塊鏈產生的理解和認知還有太多的誤區。其根本源于區塊鏈的“技術黑箱”特性。在控制論中，通常把所不知的區域或系統稱為“黑箱”。現代高科技擁有普遍的“黑箱特性”，社會大眾在使用高科技的同時，并不能夠了解其背后的科學原理和技術構造。例如，最常見的智能手機對于社會大眾而言，就是一個“技術黑箱”。區塊鏈和其他高科技相比，更為“技術黑箱”。

這是因為，一般的高科技，是能夠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感知和判斷的。例如，一般人都可以感受到智能手機的種種功能和性能，于是可以使用它。但是，區塊鏈是一種基礎設施，看不見摸不著，不能被任何方式感受到它的存在。一般人在使用區塊鏈服務或者產品的時候，很難察覺到是否利用了區塊鏈技術。

從區塊鏈的基因層次來說，區塊鏈的基因是代碼。對代碼有話語權的人是程序員。現在，區塊鏈仍然處于相當初期的發展階段，技術上還沒有發展到以數學方式判定區塊鏈的性能、技術、是否沒有漏洞的階段，因此能夠判定區塊鏈的還是程序員。但是誰又來判定程序員本身呢？這就造成了一個最大的謬誤：區塊鏈的作用是取代人為行為，建立去信任的機制。但是，區塊鏈可以證明“你”是“你”，卻不能證明自己是“區塊鏈”。區塊鏈的目的是為了分辨真偽，但區塊鏈難辨真偽。可以預見，未來將會發展出對區塊鏈“解釋權”的爭奪。

王峰：您在一篇演講中曾提到，數字貨幣已經成為當今世界非常重要的復雜經濟現象，需要用全新思維來理解，去應對它所帶來的挑戰。數字貨幣的多基源、多因素、多維度、多元化將極大豐富復雜科學，而我們身邊非常多的人往往用傳統的、甚至用互聯網應用的慣性思維來理解所謂區塊鏈應用，片面理解數字貨幣及數字資產，比如區塊鏈能否再做一個打車應用、一個更好的網絡游戲等論調，屢見不鮮。站在一個更高的歷史角度上看，您對今天的年輕人理解變化有哪些建議？您身邊的90后年輕人又給了您什么樣的幫助？

朱嘉明：90后是幸運的一代，他們將是一個大轉型歷史的目擊者，參與者，甚至是主導者。他們最需要的是學會持續學習和建立跨學科知識體系。他們對我的幫助是巨大的，我不斷的從他們身上感觸到歷史和時代的演進在加速，使得我在這樣的年齡還可以與時俱進。

“數字經濟轉型催生新的資本和財富模式”

王峰：第十問，您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2020年代最重要的選擇是制度+科技創新，其中包括共享經濟、綠色經濟、合作經濟、社會企業。2020年代的貨幣經濟的目標普惠金融。關于貨幣經濟現狀，需要強調的四點是：貨幣金融霸權和壟斷走向終結、貨幣金融科技革命走向成熟、貨幣金融資源分配不均趨于平等化、貨幣金融體系呈現多元化。

我尤其注意到，您提及了現有貨幣金融資源分配不平等這一問題，您認為這其中的主要歷史成因是什么？

朱嘉明：何謂“金融資源不平等”？主要是指各類金融資源，特別是貨幣資源的產生、分配，包括銀行、基金在內的金融機構，以及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分布和社會分布。可以歸納為：

其一，美元是世界貨幣資源的主體；美聯儲，以及華爾街代表的傳統金融資本力量，以強大的財富為基礎，長期主導貨幣金融資本的主要走向。

其二，世界金融機構，資本和貨幣市場主要分布在發達市場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有所改善。

其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各種類型國家內部，人均貨幣和金融資源的差距甚大，而且不斷擴大。

其四，世界的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金融力量與商業銀行的緊密合作，繼續成為金融危機之后的最大受益者。

其五，IMF、國際清算銀行以巴塞爾協定及各類世界性金融合作組織，例如：SWIFT和Ripple協議，有效地影響著金融體系的規則與秩序。此外，金融科技和創新成果分享的失衡。

造成?“金融資源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歷史與制度原因：包括布林頓森林會議制度惡化，世界浮動匯率制度的缺陷的擴大，廣場協議的負面后果；美元依然維系著世界主要的，甚至是絕對“儲備貨幣“的地位；各國政府對金融資源的壟斷能力的普遍性強化，貨幣政策的非中性化；全球金融危機的機制復雜化，金融危機常態化。特別強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極為深刻，十年過去了，還沒有完結，至少導致了零利率時代，甚至負利率時代的到來。

王峰：我們不妨追溯歷史，現代文明社會為改善這種資源不平等曾經做過哪些努力？有過哪些經驗和教訓？

朱嘉明：在過去數十年間，面對全球性的金融資源不平等現象和后果，人們不斷提出解決方案，并開始各種嘗試和試驗。大體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大類。關于“自上而下”方案和試驗，最成功的歐元發行和歐元區的建立。歐元的存在和發育，有利于改變美元的壟斷地位，有利于世界貨幣體系的平衡，抑制全球金融資源的失衡。在“自上而下”的方案中，還有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中國當時貨幣金融主管王岐山和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但是，中國的這個方案并沒得以廣泛接受和實施。

關于“自下而上”的方案和實踐則相當豐富：發展金融和“金融深化”思想的提出；社區貨幣實踐；?“窮人銀行”、“時間銀行”，眾籌和P2P?借貸試驗；“茶黨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比特幣和其他加密數字貨幣的問世。其實，還不止這些主張、運動和試驗。有一點是肯定的：人們最終目的是希望改變金融資源的嚴重不平等，而嚴重不平等的背后則是金融資源的壟斷。

王峰：過于強調金融資源分配平等，會不會僅僅是數字經濟時代的烏托邦空想呢？您是否擔心，即使由于數字金融市場開放后導致社會財富重新分配，仍然會產生新的、甚至是更大的分配差距？

朱嘉明：數字金融市場開放后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確實發生了巨大的分配差距。從1961年開始的數字經濟的幾何增長，產生巨大財富能量，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世界正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要比衣食住行，基于物質生產和物質財富的不平等，更富有挑戰性。最近一兩年，傳統資本大量涌入區塊鏈和加密數字領域，加劇了對原來生態的侵蝕，以及與追求財富分配模式趨于公平的初衷的背離。

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任何一次經濟轉型，都會導致財富再分配，并伴隨著大規模的“割韭菜”現象。古今中外，莫過如此。只是，在人類經濟史上，大轉型次數是相當有限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因為科技進步加快，對經濟影響加劇，如今出現了轉型頻率提高的趨勢，而且一個轉型刺激和孕育了另一個轉型。

在數字經濟的轉型中，自然產生新的資本和新的財富模式。財富爆炸的周期隨之變短。以納斯達克威力，在上市早期就創造了四個與數字經濟有關的億萬富翁。今天，以英國區塊鏈經濟創造財富的速度來看，制造一個以十億歐元為基本線的財富擁有者，大約不過五年時間。值得肯定的是，這樣的新財富模式導致新人成為資本擁有者，總比財富永遠被老家族控制為好。

進一步說，如果新產生的增量資本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存量資本的增長速度，是歷史進步。在數字經濟時代，兩次大爆炸，不是線性過程，而是非線性過程。最后沉積下來的增量資本，遠遠大于存量資本。這意味著世界擁有資本新的群體，發生了改變，資本新的擁有者是一代新人。人類的財富主體正在向X、Y、Z這三代人轉移。?Facebook?無論存在多少問題，但是，畢竟代表的是一個存在改革空間的未來模式。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深入觀察和探討。

嘉賓介紹：

朱嘉明，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創始人，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任。

1980年代，朱嘉明擔任過原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綜合組、中國國際信托公司(CITIC)國際研究所、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負責人。

1984年，在浙江德清縣召開有歷史影響的莫干山會議，朱嘉明是主要的發起者和組織者。1990年代，朱嘉明先后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著名大學作訪問學者。

2000年之后，朱嘉明曾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經濟學家，任教于維也納大學和臺灣大學。

自2010年前后，朱嘉明參與加密數字貨幣和區塊鏈領域研究，擔任數字資產研究院的學術顧問。

朱嘉明的代表著作是《國民經濟結構學淺說》《現實與選擇》《非均衡增長》《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書話集》《Libra：一種金融創新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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