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前：新型貨幣戰爭才剛剛開始_加密貨幣

此文是中國證監會科技監管局姚前為諾比特海林新書「新貨幣戰爭」作序全文。經出版社授權「碳鏈價值」獨家首發以饗讀者。

關于貨幣，人們似乎更關心它的價值內涵，而對它背后的技術，在電子貨幣和數字貨幣嶄露頭角以前，似乎興趣沒有那么濃厚。這是一個信用貨幣時代，在很多人眼里，貨幣就是銀行賬戶里的數字，只要銀行不倒閉，它就在那里。除了交易轉賬，貨幣往往因價值而動，哪里的價值更穩定，收益更高，貨幣就往哪里移動。移動間，就發生了貨幣的替代，或轉換為資本，或轉變成其他形式的貨幣。這些故事可大可小，小的可引發人世間的種種悲喜劇，大的可引發為了搶奪貨幣主導權的“戰爭”，比如以鄰為壑的匯率戰、各種貿易/貨幣聯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博弈等。

聲音 | 姚前：基于DLT的新一代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潛力無限: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于《中國金融》2019年第23期刊文稱：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LT）的新一代金融市場基礎設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FMI）可以使金融服務變得更加開放、更有活力、更有韌性，同時也使金融監管更加精準。 在數字化技術的手段下，基于DLT的FMI不僅可行而且可控，監管也可以做到更加精準。因此，它是規范的。DLT賬本不易偽造，難以篡改，且可追溯，容易審計，所以它又是透明的。同時它打開了傳統分布式系統的圍墻，使金融服務變得更加自由開放，更有活力，而且它還基于可信技術，容錯性強，更有韌性。 綜上所述，基于DLT的新型FMI是符合“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五大標準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潛力無限，前景可期。[2019/11/27]

如果說因價值內涵而發生的貨幣替代是“古典貨幣戰爭”，那么因技術先進而引起的貨幣替代則可稱為“新型貨幣戰爭”。當然，這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我們已然在貨幣演化史中看到了技術的痕跡，比如黃金之所以替代其他材料成為廣為接受的貨幣，不僅在于它稀少，還因為它的技術特性，比如容易標準化、可分割、攜帶方便、材料穩定和不易變質。只是歷史過于漫長，人們逐漸忽略了技術的作用。隨著現代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技術對貨幣的影響正達到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狀態，并將繼續演繹、拓展和深化。它不僅發生在現金、存款貨幣等各貨幣層次之間，也發生于各國的貨幣競爭中，甚至還可能引發整個貨幣金融體系變革，因此引起全球各界的廣泛關注。

聲音 | 姚前：解決跨境支付結算難點 傳統路徑優化和區塊鏈技術新探索都值得關注:據財新網11月24日消息，11月23日下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在廣州國際金融論壇第16屆全球年會上表示，解決跨境支付和結算難點，沿著傳統路徑繼續演進優化，以及通過區塊鏈等技術就跨境支付進行全新探索，這兩個發展方向都值得關注。[2019/11/24]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場“新型貨幣戰爭”可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中央銀行的聲譽及整個金融體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受到廣泛質疑，奧地利學派思想回潮，貨幣“非國家化”的支持者不斷增多。在此背景下，以比特幣為代表的不以主權國家信用為價值支撐的去中心化可編程貨幣“橫空出世”。有人甚至稱其為數字黃金，寄托取代法定貨幣的夢想。這是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私人貨幣與法定貨幣的“戰爭”，是貨幣“非國家化”對法定貨幣的挑戰。

聲音 | 姚前：虛擬貨幣缺乏價值支撐，未來得有一個“去虛擬”的過程:據第一財經消息，昨日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發文稱，全球那么多的貨幣，根本的區別在于背后的價值支撐而不是鑄幣技術。相信現有的數千種加密貨幣，在追求極客技術的同時，也會逐步認識到這一點：當前的經濟社會是一個高度發達的信用經濟，貨幣發行和管理功能有缺陷的“比特幣”們實難擔當大任，核心問題在于這類“可轉讓數字資產”很難構建自身的價值支撐體系。 所以，必須把目前虛擬貨幣缺乏價值支撐這一根本性的缺陷給矯正過來。技術固然可以向典型的虛擬貨幣、加密貨幣取經，但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貨幣的本質內涵，理應是數字貨幣發行的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虛擬貨幣的未來得有一個“去虛擬”的過程，一個可能的變化是在前述所言的“點對點+電子支付系統”的基礎上，再加上強有力的“央行信用”，也就是“點對點+電子支付系統+央行信用”。目前央行數字貨幣已成為國際央行會議最重要的主題詞之一。[2019/5/6]

還有一種“新型貨幣戰爭”則是電子支付對現金的挑戰。近年來，支付寶、微信支付等非現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續激增，“無現金社會”、“無現金城市”等詞語在媒體上頻頻出現，甚至成為一些第三方支付機構推廣業務的宣傳口號。與之密切相關的是，許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央行貨幣在總體貨幣總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自2003年以來，我國基礎貨幣與M2比率下降了5%，印度下降了7%，歐元區則下降了3%。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央行貨幣在流通領域被技術更先進的電子支付方式乃至私人貨幣替代。

央行姚前：賬本技術現代化是公司治理乃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今日在清華金融論壇發表題為《分布式賬本與傳統賬本的異同及其現實意義 | 央行與貨幣》的文章。文章總結如下：賬本技術現代化是公司治理乃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DLT有其獨特的優勢，有望發揮重要作用，當然它也存在不足，比如擴展性尚不能滿足要求，數據隱私和訪問控制有待改進，如何與現有會計核算體系相融合，如何更好地將其應用于各類賬本編制，需要進一步試錯和探索。顯然，高階的DLT賬本編制是建立在低階應用已然成熟的基礎上的，比如，若企業層面的賬本廣泛應用DLT，行業層面和國家層面的DLT賬本編制自然就順理成章了，因此應注意發揮技術應用的規模效應和協同效應，從而最大限度地釋放出DLT賬本的正能量。[2018/6/6]

或許，我們應該正面地看待和解讀這場“新型貨幣戰爭”。因為它整體上推動了支付效率的提高、金融的普惠以及社會福利的上升。Libra白皮書指出：“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簡單的、無國界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現在看，其宏大使命未必一定能成功，但對于這樣的愿景，我們應該積極應對，至少在技術方面或模式方面，它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參考和選項，有益于社會的進步。對于法定貨幣而言，私人支付工具的“去現金化”口號，以及“去中心化”數字貨幣的興起，更像是一個MorningCall，喚醒中央銀行應重視法幣價值穩定，喚醒中央銀行不能忽視數字加密貨幣這一難以回避的技術浪潮，喚醒中央銀行應重視央行貨幣與數字技術的融合創新……

這一喚醒作用已開始顯現。以我國為例，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啟動法定數字貨幣研究，論證其可行性；2015年，持續充實力量展開九大專題的研究；2016年，組建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筆者躬逢其時。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基于我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體系，開發了準生產級的法定數字貨幣原型系統。2016年之后，各國中央銀行也開始行動起來，開展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央行加密貨幣實驗，比如，加拿大的Jasper項目、新加坡的Ubin項目、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項目、泰國的Inthanon項目，還有我國香港的LionRock項目等。

這是一個全新的賽道！參加者有私人部門，有公共部門，有主權國家，有國際組織，有金融機構，有科技公司，有產業聯盟，有極客，有經濟學人……總體看，這場“新型貨幣戰爭”才剛剛開始，需要研究和探討的領域很多，比如技術路線之爭、數字隱私保護、政府監管、社會治理、網絡和信息安全、貨幣主權、金融基礎設施創新、風險防范等。

希望《新貨幣戰爭》一書的出版能為讀者們提供更廣泛、更深入的視角和洞見。需要提醒的是，其中有關東方國家的內容，或帶有薩義德所謂的“東方主義”色彩，難免戴著有色眼鏡，未必客觀，需進一步商榷和討論，望讀者辯證地看待。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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