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貨幣案件 證據如何收集_加密貨幣

在虛擬貨幣相關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經營主體多設立于海外，而經營行為多發生于線上，相較于書證、物證等傳統證據，跨境電子證據成為該類案件的主要證據組成。通過撰寫本文，颯姐團隊希望向各位讀者介紹關于電子證據的基礎規定以及跨境收集電子證據的實務情況。

電子證據是什么？

在中國法中，電子證據又被稱作“電子數據”，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八大法定證據種類之一。

“電子證據”與“電子數據”的說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概念的出發點不一樣。電子證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載體進行定義，即“由電子信息技術應用而出現的各種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材料及其派生物”。電子數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本質屬性進行定義，即“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動態 | 深圳市金融監管局召開虛擬貨幣非法活動專項整治會議:金色財經報道，12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召開虛擬貨幣非法活動專項整治會議的通知》。文件顯示，市局經偵局、市場監管局、市通信管理局、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保監局、福田區整治辦、南山區整治辦、寶安區整治辦、龍華區整治辦、前海管理局： 根據《關于開展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排查整治的通知》、《市整治辦關于提示防范虛擬貨幣非法活動風險補充通知的函》、《關于根據深圳人行篩選的風險企業名單開展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排查的函》等文件要求，各區整治辦對轄內涉嫌從事虛擬貨幣非法活動的企業進行初步摸排核查，發現8家企業涉嫌從事虛擬貨幣非法活動（見附件1）。為貫徹《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精神，市整治辦將于2019年12月18日上午 9:30-10:00在馬成時代廣場4210會議室召開虛擬貨幣非法活動專項整治會議，并于上午10:00-11:00 聯合約談上述8家企業。[2019/12/18]

需要注意的是，以數字化形式記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證據，不屬于電子證據。確有必要的，對相關證據的收集、提取、移送、審查，可以參照適用電子證據的有關規定。

SBI旗下虛擬貨幣交易所開放加密貨幣交易:6月4日，SBI旗下虛擬貨幣交易所開放加密貨幣交易，目前開放了瑞波幣XRP的交易，以后將會逐步開展比特幣BTC，比特幣現金BCH的交易。交易時間是每天早7點到第二天早6點，指定兌換法幣為日元，目前不收取手續費。[2018/6/4]

在種類上，電子證據的種類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電子文件：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微軟中國區副總裁：區塊鏈并非虛擬貨幣:在近日“創新杯”廣州地區賽事現場，微軟中國區副總裁林晟接受了廣州日報記者專訪表示，區塊鏈本身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數據存儲。大家很容易把區塊鏈等同于虛擬貨幣，其實虛擬貨幣只是區塊鏈的一個應用。林晟也表示，微軟很早就關注區塊鏈，這兩種應用在微軟云上已經有應用，微軟作為平臺，合作伙伴既有面對個人用戶的企業，也有企業用戶。[2018/3/29]

跨境電子證據取證的渠道

1、固定境外公開數據

第一種是瀏覽服務器連接的境外公開網頁，通過截圖、錄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網頁數據作為電子證據，這是“境外服務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類取證方式，常與其他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措施同時適用。

俄羅斯管道巨頭公司電腦系統被惡意開采虛擬貨幣: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管道運營商，俄羅斯管道巨頭Transneft的部分計算機系統受到了惡意軟件的影響，這些惡意軟件偷偷開采了隱私導向的加密貨幣monero。Transneft公司表示，他們已經開始增強他們的網絡安全，以防止此類惡意軟件被下載到他們的電腦中。據悉，最近幾個月，還有其他的一些著名網站受到影響，其中包括Ultimate Fighting Challenge的按次付費平臺和Showtime運行的點播視頻服務。根據10月份發布的網絡安全報告，CoinHive monero挖掘軟件是當月第六大惡意軟件。[2017/12/16]

取證過程通常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在線提取而后出具網絡在線提取筆錄作為法庭證據。如“國某、羅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寧市局網安民警通過在瀏覽器中輸入國某等人宣傳的境內網址轉入購買網絡攻擊軟件神盾DDOS的境外網址“youka．la”，最終查詢到網站服務地址注冊人為國某，從而證明了國某的犯罪行為。參見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青0104刑初41號2、登入涉案服務器并提取數據

第二種是通過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的方式進行遠程勘驗提取境外服務器數據。機關在前期偵查中獲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臺的賬戶和密碼，而后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登錄平臺，獲取境外服務器數據。

這種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方式常常適用于為他人提供互聯網犯罪平臺的“幫助犯”案件取證中，通過輸入賬戶名、密碼進入平臺能夠準確獲取平臺注冊會員數量、平臺被使用次數等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

如“方某某等詐騙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一案中，如東縣局對境外VOS平臺數據進行遠程勘驗，發現詐騙分子通過方某某提供的198平臺撥打詐騙電話的次數。參見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蘇0623刑初368號。

3、利用技術偵查手段獲取數據

第三種是技術偵查，由專業人員采用技術手段獲取境外服務器內存儲的電子證據，而后形成電子證據檢驗報告或電子證據司法鑒定報告作為案件定罪量刑的證據。從裁判文書來看，這里的“專業人員”一般是機關網安或技偵人員，如“滕某輝、滕某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常德市局網安部門從滕某輝、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務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傳銷網站注冊的三個會員號，以及各會員號發展的下線人員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網檢［2015］第409號電子證據檢驗分析報告”作為法庭證據。參見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湘0781刑初70號。

也可能是專業電子證據鑒定機關的技術人員，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經營案”中，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對涉案的境外服務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軟件的數據進行固定，提取到1110條用戶信息，153384條交易記錄，并出具“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計算機司法鑒定所物檢字第36號司法鑒定”作為法庭關鍵證據。參見河北省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冀08刑初11號。

寫在最后

颯姐團隊認為，對于辯護人來說，知曉證據的獲取方式與思路是有效質證前提。在分析電子證據的內容之前，其形成時間、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況均是我們做出合理懷疑的重要途徑。因此，了解偵查機關調取境外電子數據的方法與渠道亦是必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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