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視閾下的數字貨幣與監管路徑探究_虛擬幣

區塊鏈、幣圈、“挖礦”、元宇宙……飛速發展的數字科技帶來一個又一個新概念的同時，也為社會金融治理帶來了全新挑戰。在數字貨幣席卷全球的時代，無論接受與否，我們都難以拒斥其所帶來的革新。

由劉磊律師和吳之歐教授合力著述的《數字貨幣與法》著力探討了數字貨幣的屬性問題以及探究對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路徑，本書對私人數字貨幣及區塊鏈金融本身的風險進行了研析，在詳細梳理當前世界范圍內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實踐后，也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和立法進行了探究。

數字貨幣與法

劉磊?吳之歐??著

劉磊，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數字經濟與金融科技團隊”負責人，法學碩士。兼任同濟大學人工智能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甘肅政法大學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研究員，GLG格理集團專家庫成員，亞洲數字銀行、亞太投資銀行法律顧問。

吳之歐，溫州大學教授，訪美學者，兼職律師，法學博士。九三學社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溫州市委員會常委、溫州大學基層委員會主委。兼任溫州市政協委員、溫州市政府立法專家、溫州市法學會禁法學會會長、溫州市政協法律顧問組組長、溫州市局禁指導師、溫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鹿城區人民檢察院專家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法學會刑法學會理事、浙江省法學會律師法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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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際，中本聰發表了一篇文章《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從此拉開了數字貨幣的帷幕。2013年11月5日，比特幣從229.21美元一枚的開盤價，僅用了10天時間，漲到了開盤價1152.73美元一枚。2013年1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該通知認為，比特幣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的，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高盛與MSCI、Coin Metrics合作開發首套針對機構投資者數字資產指數:金色財經報道，高盛正在與指數提供商MSCI、加密數據公司Coin Metrics合作開發數字資產指數，該服務將被稱為Datonomy，主要將針對機構投資者。高盛 Marquee平臺客戶戰略負責人Anne Marie Darling表示，根據該項服務，對沖基金和資產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將能夠以更細化的關注考慮加密貨幣。[2022/11/4 12:15:09]

2014年，泰達公司在其網站宣稱嚴格遵守1∶1的準備金保證，即每發行1枚USDT代幣，其銀行賬戶都會有1美元的資金保障。由于USDT代幣由現實世界貨幣存儲支持，它聲稱用戶可以享受基于數字、區塊鏈交易的好處，而不受大多數加密貨幣的波動影響。自此，穩定幣的市場一飛沖天，幣圈的生態借助穩定幣的流通適用，得到了質的飛躍，虛擬貨幣的用戶群體也借此進一步擴大。

2017年前后，國內發行虛擬貨幣融資的項目應接不暇，“山寨幣”“空氣幣”“僵尸幣”等虛擬貨幣只要能上線虛擬貨幣交易所，就能獲得幾百倍甚至幾千倍的收益；一樁樁匪夷所思的金融狂歡背后，都是項目方操盤手的“杰作”，最終將無比鋒利的鐮刀無情地向“韭菜”砍去。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發布《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明確，代幣發行融資，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涉嫌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

2019年8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下半年工作會議中強調，加快推進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步伐，跟蹤研究國內外虛擬貨幣發展趨勢；2019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確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

2020年3月12日，比特幣從8000美元跌至3150美元一枚；2020年12月16日，比特幣價格創歷史新高，達到21,500美元一枚；2021年1月3日，達到34,600美元一枚；2021年1月8日，達到40,000美元一枚；2021年2月17日，達到50,000美元一枚；2021年3月12日，達到60,000美元一枚。無獨有偶，除比特幣外的虛擬幣幣種，甚至出現一天幾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漲幅，譬如，大家耳熟能詳的狗狗幣、Shi幣。

2021年3月11日，藝術家Beeple的作品《Everydays：TheFirst5000Days》在佳士得官網上以69,346,250美元成交，成為最貴NFT藝術品，同時該作品成為在世藝術家拍賣作品價格排行榜中的“第三高價”；2021年8月30日，波場TRON創始人孫宇晨宣布，他以1050萬美元的價格拍下編號為3442的JustinSunTpunks頭像。

數字資產金融服務商GSR任命前高盛副總裁AmanBhalla為全球交易運營總監:數字資產金融服務商GSR宣布，前Citadel歐洲大宗商品負責人、前高盛副總裁AmanBhalla加入GSR，擔任全球交易運營總監，負責整個交易團隊運營層面的業務，包括創新金融產品的研發、風控以及中臺、后臺部門。前大華銀行股票衍生品高級交易員梁明輝加入GSR，擔任亞太區交易總監，根據亞太區數字資產市場的需求與發展趨勢拓展金融產品和交易策略。注：GSR成立于2013年，團隊核心成員來自高盛、TwoSigma、野村國際、IBM和甲骨文等傳統金融服務以及技術開發機構。[2020/6/18]

2021年4月14日，美國主要加密貨幣交易平臺Coinbase全球公司在NASDAQ正式上市交易。

2021年5月18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發布《關于防范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明確，虛擬貨幣價格暴漲暴跌，虛擬貨幣交易炒作活動有所反彈，嚴重侵害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擾亂經濟金融正常秩序。

2021年9月7日，薩爾瓦多成為世界上首個正式承認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的國家。

2021年9月3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十一部門發布《關于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通知》，該通知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全面梳理排查虛擬貨幣“挖礦”項目，嚴禁新增項目投資建設，加快存量項目有序退出。2021年9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發布《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開展法定貨幣與虛擬貨幣兌換業務、虛擬貨幣之間的兌換業務、作為中央對手方買賣虛擬貨幣、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價服務、代幣發行融資以及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等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涉嫌非法發售代幣票券、擅自公開發行證券、非法經營期貨業務、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一律嚴格禁止，堅決依法取締。對于開展相關非法金融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兩項通知的出臺，在實務中產生猶如“大地震”般的效果，據此，境內幣圈相關業務活動紛紛關停或者“出海”尋求生機，譬如，“虛擬幣挖礦企業”“虛擬幣交易所”紛紛“出海”，甚至直接關停面向所有中國用戶的服務，停止中國新用戶的注冊，清零存量的中國用戶。

2022年2月18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官網發布《關于防范以“元宇宙”名義進行非法集資的風險提示》稱，近期，一些不法分子蹭熱點，以“元宇宙投資項目”“元宇宙鏈游”等名目吸收資金，涉嫌非法集資、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其手法主要體現為：編造虛假元宇宙投資項目、打著元宇宙區塊鏈游戲旗號詐騙、惡意炒作元宇宙房地產“圈錢”、變相從事元宇宙虛擬幣非法牟利。

2022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決定》，首次在司法解釋層面指出“虛擬貨幣交易”，通過對該司法解釋的解讀，如果虛擬幣交易符合非法集資的構成要件，那么按照非法集資的相關罪名，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可以將非法募集虛擬幣的行為納入非法集資的體系內進行打擊。

CoinBene CMO：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已有10個國家的使用率超過10%:在今日舉行的掌柜調查署上，CoinBene滿幣CMO方魚表示，Coinmap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已經有15355個商家接受比特幣。其中，土耳其、阿根廷等經濟不穩定的國家，其商家接受度較高；其次為北美、歐盟等較為發達國際和地區。目前，數字貨幣的使用已經覆蓋至購物消費、工資支付、交通出行等各類場景，全球范圍內已有10個國家的使用率超過10%。中國央行數字貨幣也是呼之欲出，加拿大、巴西等對央行數字貨幣持支持態度的國家也都在研發中，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字貨幣正在成為主流。在政策監管方面，全球通證監管的重點反洗錢和反恐融。日本和韓國的監管態度較明確且嚴格，日本不僅有金融安全局負責監管，也設有行業自律組織。美國、新加坡等地區的監管政策也有利于合規交易所發展。我們最近也是拿到美國MSB和新加坡的審批。而2020重點的拓展會在印度、土耳其和南非。更多詳情見原文鏈接。[2020/3/27]

回顧以上虛擬貨幣發展史上部分重要的歷史時刻，作為一個法律人，面對虛擬貨幣這一新鮮事物，筆者常常思索以下問題：

?第一，比特幣10年間漲幅超過了2000萬倍，支撐它高價背后凝結出的共識，是傾向演化成“黃金”作為“資產保值”工具的共識；抑或是18世紀荷蘭“郁金香泡沫”破裂前達成的“共識”？比特幣是歷史上最大的龐氏騙局，還是將掀開貨幣革命史上一幅全新的篇章？

?第二，10年來，虛擬貨幣這一新鮮事物為社會創造的價值，譬如，打破美元作為全球貿易的霸權格局，促進國際貿易的結算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進出口相關成本，釋放了跨境商品貿易的市場活力，增加全球財富的流動性等，與其損耗的社會資源相比，孰輕孰重？

?第三，虛擬貨幣的金融創新玩法，歸根結底：是如股市般的“移花接木”，還是“擊鼓傳花”的游戲？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投資虛擬貨幣引發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是否合乎公正？

?第四，虛擬貨幣在法律上到底屬于什么？多達10,000多種的虛擬幣，如何進行類型化劃分？如何進行法律定性？

?第五，以虛擬貨幣為標的物的各種民事法律行為，是否應受我國《民法典》的保護？如若我國《民法典》不保護涉虛擬貨幣案件的民事法律行為，那么法院應當一律駁回原告的訴請，抑或是根據合同無效的法定后果，該返還的返還，該賠償的賠償？另外，在執行環節，法院該如何執行涉虛擬貨幣的資產？

?第六，虛擬貨幣衍生出的巨大金融市場游離于眾多國家的傳統金融監管之外，對于虛擬幣這一“洪水猛獸”，傳統的證券法是否無計可施？眾所周知，金融市場必須合規經營，必須符合所在國的金融監管，譬如，我國主板上市的企業，一定要符合我國《公司法》《證券法》對企業凈利潤和公司業績的相關要求，財報必須要公示以接受監督，定期召開股東會等；然而，在“新三板”、科創板、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企業，相較主板上市，法律要求會有很大差異，這就形成了不同企業差異化的上市標準，對應不同的監管模式，從而在高效實現融資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控制金融風險。

動態 | 火幣首次嘗試“區塊鏈+公益” 將BTC和XRP兩種數字貨幣用作捐款:火幣日本站將于11月25日正式推出基于區塊鏈的數字資產捐款網站，以幫助日本沖繩縣首里城火后重建。據悉，支持捐款的數字貨幣是日本最普遍和最受歡迎的兩類幣種：比特幣（BTC）和瑞波幣（XRP），最小捐款金額分別為0.0001BTC和1XRP。火幣日本站也將成為日本第一家開通瑞波幣捐款的持牌交易所。[2019/11/22]

讓傳統金融難以想象的是，幾乎所有的主流虛擬幣可以在全球任意一家虛擬貨幣交易所上市交易，且無須接受任何實質性的金融監管。試想，我們境內“新三板”上市的企業，可能還處于年年虧損的狀態，讓它可以在境內主板、創業板、科創板、NASDAQ、NYSE同步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至于這家公司經營得如何，沒人在乎。大家只在乎該公司股票能不能投機賺錢，不同交易所之間能否量化“套利”？另外，開設虛擬幣交易所的門檻遠遠低于開設傳統證券交易所的門檻，甚至在很多國家，對于開設虛擬幣交易所的企業被當作一家普通的科技公司，沒有任何金融監管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的虛擬貨幣衍生的金融市場與賭場無異，金融風險如何能得到防控？投資者的利益該如何保護？

此外，通過ICO、IEO、STO等幣圈金融創新模式，以“資產或權益通證化”“通證代幣化”的方式，通過代幣在交易所融資，這種虛擬幣金融創新模式，給傳統的金融市場帶來的風險不可估量，幣圈的金融創新最終能否賦能于實體經濟？如果金融的手段既不能賦能于實體，又不能控制風險，其對社會有何正向價值？如果難以阻擋這一“洪水猛獸”，該如何通過法治手段將虛擬貨幣衍生的這一不可忽視的金融市場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第七，虛擬貨幣具有的“標的虛擬化、去中心化、匿名化、跨國交易、變現能力強”等特性，使其成為完美的違法犯罪工具之一；同時，擁有虛擬幣的中國用戶群體規模在全世界都十分靠前，甚至一度排到世界第一；所以，近年來在我國涉及虛擬幣的相關違法、犯罪的案件，呈指數級增長，各種以虛擬幣為標的產生的復雜法律問題層出不窮。

?第八，為了繞開我們國家不支持，甚至打擊虛擬幣相關金融活動的政策，境內經營虛擬幣相關業務的企業，通過在境外注冊公司作為“馬甲”，境內“去中心化辦公”的模式，聲稱自己是境外企業并合法展業；或者，該企業核心高管團隊在境外，但技術團隊、運營團隊、銷售團隊等，通過境外公司外包合作的模式，開展境內業務；再有甚者，讓中國的用戶統統注冊為海外主體，中國用戶也披上了境外主體的“馬甲”，然后以“境外對境外”的模式，再與其進行虛擬幣業務合作與交易。在實務中，這些聲稱可以繞開我國監管的手法，是否真的完全不再適用中國的法律？如果這種行為最終導致中國境內投資人大量受損，該如何維護他們的權益？

?第九，虛擬幣領域的犯罪多涉及詐騙、“洗錢”、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非法經營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等，然而，鑒于虛擬幣的復雜性，在司法實務中，很難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所以，如何辨別出“犯罪分子利用虛擬幣從事違法犯罪”與“純粹在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下，投資虛擬幣業務行為”之間的區別？如何準確適用法律，遵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在虛擬幣領域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成為法律人亟須解決的實務問題之一。

聲音 | 凱文·凱利：區塊鏈可以構建數字孿生世界:5月27日，以“區塊鏈——數字文明的基石”為主題的高端對話在貴陽國際生態會議中心舉辦。《失控》作者凱文·凱利表示：未來世界是一個虛擬加上真實的世界，我們希望將整個現實世界都1:1映射變成數字社會。在“數字孿生”的鏡像世界中，我們可以與工具進行交互。為了保證上傳數據的可信度和真實性，我們希望這些數據是去中心化的，因此需要用到區塊鏈技術。（星球日報）[2019/5/27]

?第十，十幾年間，圍繞虛擬貨幣展開的各種運作模式，如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落地，穩定幣的誕生，以ICO、IEO、STO等模式發行的“使用型、權益型”通證，以及由此產生的“挖礦經濟”、“通證經濟”、NFT數字藏品、鏈游GameFi、DAO、Web3.0、元宇宙等，到底對社會有什么價值？哪些屬于“科技創新”，哪些屬于“新消費場景”，哪些屬于“投機炒作”，哪些屬于“違法犯罪”？

自2009年比特幣的橫空出世，到今天虛擬貨幣總市值已超過2萬億美元，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隨著區塊鏈技術不斷被提到新高度，圍繞貨幣發行權、虛擬貨幣與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之間的定位與區分，虛擬貨幣的應用場景、價值及其合法性等問題不斷被人提出。

對于數字貨幣的界定，目前我們可以將其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由各國政府發行的數字法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數字法幣經國家主權背書，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如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數字人民幣；

另一種便是以比特幣、以太坊為首的私人發行的數字貨幣。

從CoinMarketCap官網來看，截至2022年3月上旬，全球虛擬貨幣共計18,085種，這些私人數字貨幣又被稱為私人“加密貨幣”，此處的“加密”特指“區塊鏈”去中心化的技術特征。但是，很多種類的虛擬幣并沒有使用“區塊鏈”去中心化的技術，所以在邏輯上“加密貨幣”并不能涵蓋“虛擬貨幣”。

筆者通過對不同種類的私人數字貨幣的屬性、技術原理、市場接受程度等因素將其分為不同種類：

第一類，主流虛擬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坊；

第二類，穩定幣；

第三類，遵循發行所在國證券法，發行的使用型、權益性代幣；

第四類，非法融資項目代幣。

有觀點認為，主流虛擬貨幣的出現是去中心化組織爭奪貨幣發行權的象征，正如哈耶克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中所言，“基于政府信用的法定貨幣體系十分脆弱，若將貨幣發行權獨立于主權國家，不同的發行主體相互競爭，那么最為可靠的貨幣將通過優勝劣汰存活，對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大有裨益”。當代人們理所當然地理解為：貨幣的發行權有且只能掌握在主權國家政府手中，但從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國家貨幣信用的崩塌等現象中，關于貨幣發行權掌握在民眾還是政府手上的優與劣，初顯端倪。盡管在2009年央視“對話”欄目中，戴維·羅斯柴爾德親口否認了《貨幣戰爭》一書中對于羅斯柴爾德家族掌控西方大國貨幣發行權的傳奇描述，但以BoE為代表的中央銀行私有化，無疑能夠使國際大銀行家可以左右大國貨幣的發行權，故而以比特幣為首的虛擬貨幣的出現，被認為有望打破大財團或中央政府對貨幣發行權的控制以及通貨膨脹對民眾私人財產的侵蝕。但不可否認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的主導下，政府發行貨幣更能體現和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常有人議論：私人數字貨幣能夠替代法定貨幣成為世界貨幣的一種？盡管薩爾瓦多已經通過《比特幣法案》，將比特幣確定為國家法定貨幣，但由于其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及去中心化的貨幣發行權，使目前大多數國家并不承認其作為法定貨幣的合法性。

私人數字貨幣的價值何在？能夠成為電子黃金嗎？至少到目前為止，缺乏底層資產的大多數私人數字貨幣在拋卻其貨幣屬性后的使用價值基本為零，而基于底層資產的私人數字貨幣卻被認為有望增加流動性，提高傳統金融的效率。毫無疑問，在目前市面上10,000多種的虛擬貨幣中，唯有比特幣被寄予“電子黃金”的厚望。關于比特幣的神話亦是見仁見智，有人將它看作一場巨大的龐氏騙局，稱其為“永不消逝的邪教”；有人將它奉為信仰，是實現財富自由的捷徑。

私人數字貨幣作為信息互聯網發展到價值互聯網的產物，給世界交易規則和傳統支付體系帶來了顛覆性影響；它對區塊鏈去中心化技術的運用，以及人們共識的積累與完善，慢慢剝離了原本屬于國家的“鑄幣權”，從而給主權貨幣帶來了極大挑戰；同時，鑒于國際等因素，美國貨幣的多次超發，美元作為全球貿易貨幣的共識被逐漸削弱，私人數字貨幣也在該時代背景下得到一定的發展空間，甚至作為國與國之間博弈的手段之一；加之其具有的便捷性、易流通性的特征，使私人數字貨幣逐漸演變為全球性的支付工具、投資產品。但不可忽視的是，跨地域性、匿名性的特點也讓私人數字貨幣成為“洗錢”、逃避外匯、非法交易等違法犯罪的避險手段。私人數字貨幣繁榮的背后，映射出世界各國對新型事物監管體系的荒蕪，進而導致了私人數字貨幣領域魚龍混雜，各種模式的虛擬貨幣層出不窮。此外，以數字貨幣、區塊鏈項目為旗號，濫發私人數字貨幣“圈錢”、騙錢的現象亦不絕于耳。私人數字貨幣在成為民間資本市場豐沃的投機領地的同時，也成為犯罪分子寵愛的天堂。

在這樣的多元矛盾下，如何打擊涉及私人數字貨幣的犯罪活動和維護市場交易自由的天然價值，便成為當前全球各國政府戰略部署、社會經濟發展、國家現代化建設必須直面的問題。而對于諸多問題的回答，又脫離不開法律這一維護自由、平等、秩序的框架。

然而，目前我國學界少有專門探討貨幣法律概念的論著，且主流觀點認為，貨幣具有本國的“國家性”或“主權性”特征。在這樣的貨幣國家性思維影響下，學界較缺乏對貨幣特殊法律效果的全面分析；除“占有即所有”這一涉及貨幣轉讓的私法問題存在較多研究外，學界并未對貨幣的特殊法律效果進行深入探究。以至于當比特幣等私人數字貨幣在市場上交易流通后，學界的目光仍然停留在對它貨幣職能標準的分析之上，卻忽視了與傳統貨幣法理論以及既往出現的數字貨幣概念研究的銜接，更遑論形成體系、系統化、專業化的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研究論著。

在缺乏對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研究背景下，使當前涉及私人數字貨幣的法律糾紛案件，司法實務者難以形成較統一的私人數字貨幣法律屬性認知。給數字貨幣持有者、投資者、經營者帶來了不可控的風險。而這也違背了法律可預測性的原則，無法有效保護社會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也給打擊涉及數字貨幣的刑事犯罪增添了法律依據的難題。

作為專門解決數字貨幣法律糾紛律師團隊的負責人，筆者和團隊成員明顯感受到數字貨幣案件呈現逐年增多的趨勢，但由于私人數字貨幣領域的專業性和監管政策的不明朗，國內涉私人數字貨幣的民事案件“同案不同判”情形較普遍，不同法院對私人數字貨幣的屬性認定不一，對涉案合同效力及合同無效或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也裁判不一，而在涉私人數字貨幣的刑事案件中，也出現了同案異判的情況。正是基于這一現實，筆者一直想在從事司法實務的同時，在理論上為推動涉私人數字貨幣的司法案件統一裁判標準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本書著力探討數字貨幣的屬性問題以及探究對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路徑，可謂基礎理論的探索。

當下，我國如何在保障公民正當的人身和財產權利的同時，抑制市場對私人數字貨幣投機、炒作的熱情，這是立法部門及司法裁判部門的重任；如何為更多敢于創新的新型區塊鏈企業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去偽存真”，識別行業糟粕，引導創新企業在符合監管政策的前提下合法創新，這是我們專業律師團隊的重任。

不可否認，私人數字貨幣及其衍生品的發展已勢不可當，作為其底層技術的區塊鏈領域，如何從技術角度進行源頭防范亦是需要思考的問題。私人數字貨幣作為密碼學、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產物，盡管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帶來了種種負面效應，但究其根本，正如凱文·凱利所言，往往是人的局限所致。在《科技想要什么》一書中，凱文·凱利亦直言，“科技想要擁抱生命，它想要進化、想要秩序、想要充滿神奇、充滿活力的未來”。故而，本書對私人數字貨幣及區塊鏈金融本身的風險進行了羅列，在詳細梳理當前世界范圍內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實踐后，也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監管和立法進行了思考。筆者相信，“未來已來，只是分布不均”，在“野蠻生長”過后，科技發展帶來的私人數字貨幣領域必將朝著常態化監管、合規化經營的方向邁進，期待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最后，鑒于本書主要研究對象的稱謂不一，有“數字貨幣”“虛擬貨幣”“私人數字貨幣”“加密貨幣”等，為避免引起誤解，筆者特對本書論證過程中涉及的研究對象之“稱謂”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本書的前三章以貨幣的本質作為研究出發點，以物理形態的不同，將貨幣分為“實物貨幣”與“虛擬貨幣”；以發行主體的不同，將數字貨幣分為“法定數字貨幣”和“私人數字貨幣”。故而，前三章論述的數字貨幣多系廣義上的數字貨幣，包括“法定數字貨幣”和“私人數字貨幣”，而在特指“法定數字貨幣”之外稱謂的“數字貨幣”，則指代狹義的數字貨幣，即“私人數字貨幣”。

?第二，本書的研究對象多為實務中稱謂的“加密貨幣”，從邏輯上來說，“加密”二字應與“區塊鏈”技術有關聯，然而在實務中的“加密貨幣”并非都是使用區塊鏈技術生成的，本書若全部使用“加密貨幣”指代研究對象，恐有不妥。

?第三，從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多次發布的規范性文件來看，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又名“數字人民幣”，私人數字貨幣又名“虛擬貨幣”，在實務中被稱為“加密貨幣”，也即本書的重點研究對象。又因“虛擬貨幣”的廣義范圍還包括QQ幣、游戲幣等，故在此說明，本書中所指虛擬貨幣僅指代私人數字貨幣。

鑒于以上原因，本書在第四章開始，多以“虛擬貨幣”“私人數字貨幣”“加密貨幣”來指代本書的研究對象。

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人所負責律師團隊近年的心力所萃，由衷感謝團隊成員錢偉、占青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所提供的鼎力支持。此外，還特別感謝如下師友對本書寫作所提供的幫助，他們是IBM研究院上海研究院前院長、邊界智能創始人曹恒，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石冠彬，中央財經大學張夏明博士。

2022年3月21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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