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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格熱戈日·科沃德科系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科茲明斯基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級研究員。本文轉自7月13日觀察者網。
我把中國模式稱為“中國主義”,以強調其特異性。如果一個小國表示要走中國道路,我會建議他們在符合當地文化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借鑒中國模式,但也要考慮當地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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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德科5日在“中國與世界: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研討會致辭
觀察者網:科沃德科教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獨家專訪。首先,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第10周年,您如何評價它取得的成果?
科沃德科:我認為,在過去的10年間,“一帶一路”為加快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做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在一些非洲、南亞和中東國家,一定程度上也為我所在的地區做出了貢獻。
當然,一切并非一帆風順。我們確實遭遇了新冠疫情的沖擊,這使得各方面合作變得更加困難,尤其是旅行往來。此外,烏克蘭不幸的沖突也已持續了將近一年半。
歐盟委員會和中國政府之間有一些合作協調,但規模還不夠。這幾年來,我一直在強調,我們必須加強歐盟出資的基建項目與中方貸款出資的“一帶一路”投資之間的協同合作。
盡管如此,總的來說,“一帶一路”的成果是積極的。我們有了更好的基礎設施,包括橋、港口、公路和鐵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還特別關注其中創造的就業機會。
對全球來說,我認為“一帶一路”在幫助發展中的貧窮國家實現更強勁的經濟增長。
觀察者網:大約兩周前,您在華沙參加“‘一帶一路’為中波關系注入新動力”智庫媒體對話會期間,提到您對“一帶一路”倡議在波蘭的進展感到失望。你直言不諱地說,這主要是因為波方或歐洲方面的原因。在您看來,這些問題具體是什么?
華沙證券交易所CEO:波蘭應引入CBDC以保護經濟:金色財經報道,華沙證券交易所(WSE)首席執行官Marek Dietl表示,波蘭央行應發行其央行數字貨幣(CBDC),即數字茲羅提,以防止其他國家將自己的數字貨幣強加給波蘭經濟。他認為,數字茲羅提將為波蘭消費者帶來許多利益,央行數字貨幣是不可避免的。[2021/5/8 21:35:47]
科沃德科:我認為波蘭政府對擴大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持積極態度,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一個大問題是俄烏沖突,俄烏兩國位于中國和波蘭之間,戰爭給中波貨物運輸造成了一些物流問題;而波蘭是整個歐盟的門戶,因此對中歐整體貿易也有所影響。
我認為,還有些問題可能是間接的:目前我們談論的是經濟情況,但雙邊關系當然也包含因素。波蘭是北約的重要成員,而北約以美國為首,英國也在其中有較大影響力。美英兩國在地緣博弈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最近不太愿意深化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在英美最近的做法中,可以看到很多排外、乃至反華主義的影子,我認為這主要是出于原因,但也有經濟原因。他們都是非常發達的國家,卻似乎懼怕中國的崛起,尤其是在關鍵技術方面的進展。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3月發布了一份報告,關于當今44項最重要的技術,中國在其中37項技術上位列第一,美國落后;而美國只有7項技術位列第一,但中國在這些項目上也緊隨其后。
波蘭這場博弈中則扮演了“次要角色”。但總體上,我認為波蘭政府、尤其是波蘭的企業和人民都非常支持深化與中國的合作。
問題是,我們是否在現有條件下竭盡所能深化合作?因為很多條件并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我們雙方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但是,正如我在自己寫過的論文中指出,并在5日“中國與世界: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研討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到,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在過去幾十年,中國是全球化國際上的最大贏家,而波蘭則是中東歐地區的最大贏家。
因此,中國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利用全球化來促進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而波蘭的問題是如何利用不可逆轉的全球化促進我們的國民經濟,其中不可或缺的是與中國的關系。
我比較樂觀,但我也意識到,如果上少一些感情用事,多一些經濟上的理性考慮,我們將取得更大的成功。我看到兩國關系的美好前景。
波蘭加密礦商公司GamerHash計劃在韓國建立業務:在獲得在馬耳他運營的許可證后,波蘭加密礦商公司GamerHash正在實施其國際開發計劃,目標是在韓國建立業務。GamerHash允許用戶在看電影、玩游戲或瀏覽互聯網時分享多余的電腦電量,并利用剩余電量挖掘加密資產。(CryptoNews)[2020/12/24 16:20:18]
觀察者網:中國提到經濟全球化時,實際上與您的一些看法產生了共鳴。在“‘一帶一路’為中波關系注入新動力”智庫媒體對話會之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還在訪問德國。您在研討會上提到,在波蘭的中企數量遠不及在德國的中企數量,波蘭有80多家中企,而德國有2000多家中企。中國和波蘭的商界人士具體可以怎樣實現雙贏?
科沃德科:中國如此重視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推動其變得更加包容,用中國的說法,就是“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當然,有時我開玩笑說,應該是互利共贏,而不是中國“贏者通吃”。就目前而言,全球化還不夠包容,有些國家被“落下”了。
我認為中方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作為“一帶一路”的“下一步”是很好的,我們應加大這個方向的努力,因為全球化如果不夠包容,可能弊大于利。接下來,我會關注這些倡議如何落到實處,在“一帶一路”倡議的第二個十年,如何治理互利共贏的全球化。
波蘭和德國相比,為什么會出現中企數量不平衡?第一,這是企業總數,但企業有大有小,光看企業數量不能說明一切。第二,德國經濟是波蘭經濟的四倍。此外,在某些技術方面,德國企業更加先進,他們更容易打入中國市場,因為中國更喜歡與技術更先進的公司打交道。因此,中企參與波蘭經濟的程度肯定不及德國,這是很自然的。
問題是,中波關系本身的趨勢如何,是否在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波蘭對華出口增速高于自己的整體出口增速,雖然中國對波蘭的直接投資規模仍不及預期,但其增長速度也高于平均。
此外,新冠疫情阻撓了雙邊關系發展,但疫情已幾乎過去了,因此中波雙邊經貿的趨勢是先抑后揚。
我是從創造就業的角度看待雙邊或國際合作,有時就業才是最關鍵的。比如中國等國力推的高科技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或數字化技術,可以提高波蘭等國的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但也會在短期內減少就業機會,從長遠來看,這又有利于持續經濟增長。
動態 | 波蘭區塊鏈銀行HORUM計劃進行ICO:據華爾街見聞消息,波蘭區塊鏈銀行HORUM計劃進行ICO,融資總額約為1.5億歐元(約為1.75億美元)。[2018/7/16]
觀察者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曾指出,中國在波蘭曾有個別投資失敗案例,如A2高速公路項目等,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響,影響到了波蘭對中國企業、中國項目乃至“一帶一路”的直觀感受。您怎么看?我們如何才能提高公眾對“一帶一路”的整體認知?
科沃德科: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失敗時有發生,只有不做事的人才不會犯錯。我們要做的是從失敗的真正原因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就輿論而言,我們必須更加關注正面的例子。
為什么會存在當前的現象?公眾的態度、公眾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媒體敘事,但媒體界往往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因此,A2項目出現在新聞上的原因是因為它失敗了,是“傳千里”的“壞事”。
我們聽到很多關于“一帶一路”個別項目失敗的例子,但基本上聽不到例如中國全面脫貧的新聞,因為這是“不出門”的好事。
還有個確實存在且不無道理的問題是,有些人原本對“一帶一路”預期更高。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可能需要通過實踐學習。對我們東歐人來說,與中國做生意并不像與西方做生意那樣容易,因為社會制度不同。例如,我所在的科茲明斯基大學,我們教授一門特殊的“中國商務”課程:如何開展“中國特色”商貿。中波合作存在的不只是口頭語言的差異,還有商業或法律語言不通的問題。
這不是失敗的借口,但解釋了為什么有時不能取得完美成功。我再強調一次,只有“不做才不錯”。
觀察者網:您在波蘭加入經合組織和歐盟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代表波蘭簽署了加入經合組織的公約。您如何看待波蘭此后與歐盟的關系?為什么波蘭還沒有用歐元?
科沃德科:確實,在我的領導下,波蘭在27年前,即1996年7月11日加入了經合組織,我親自代表波蘭在經合組織巴黎總部簽署了相關條約。
波蘭最大加密交易所欲將業務遷至馬耳他:波蘭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Bitbay5月29日宣布,因波蘭國內銀行終止了與Bitbay的合作,決定暫停其在國內的業務。Bitbay計劃將業務遷至對加密貨幣更加友好的馬耳他,由馬耳他管轄區內的新供應商管理。[2018/5/30]
在我最后一次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期間,波蘭加入了歐盟。如果沒有1996年加入經合組織的基礎,我認為波蘭在2003年就無法加入歐盟。
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無法加入歐元區,即便不久后也沒有加入。在我離開波蘭政府后的幾年內,波蘭也依然無法滿足加入歐元區的馬斯特里赫特標準。你不能敲了門就直接“推門而入”,必須滿足馬斯特里赫特的五項標準;這些標準非常苛刻,涉及財政、貨幣和法律監管。
后來,波蘭的天平從自由派轉向過去8年間的右翼政府,后者非常反對加入歐元區,聲稱這會削弱波蘭的競爭力,認為波蘭會放棄一個非常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
這是事實。用了歐元,就沒有了自己的貨幣,無法操縱匯率或利率,因為這將由法蘭克福的歐洲央行決定。但波蘭使用歐元也有會一些收獲,我認為總體上利大于弊,因此支持波蘭加入歐元區。
然而現在大多數波蘭人認為加入歐元區將不利于經濟發展。這源于當下政府執政期間的主流媒體渲染,他們稱歐元是德國主導歐盟的工具——這是在夸大其詞,還稱歐元將使波蘭經濟變得不那么靈活,在危機下將更難調整政策,而危機確實時有發生,因此最好保留本國貨幣。
波蘭20年前關于加入歐盟的全民公決寫道:您是否贊成按照雅典條約的條款加入歐盟?我當時在雅典參與簽署了條約,條約規定一旦滿足馬斯特里赫特標準,波蘭有權利也有義務加入歐元。
77%的人在全民公決中投了贊成票,實際上也表示支持歐元。但現在,70%的人反對加入歐元,因為輿論更加強調歐元的負面影響。既然社會上大多數人都反對歐元,我們確實暫時不宜使用歐元。
首先,我們必須讓人們相信,從長遠來看,歐元對他們有利。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論據,還要有合適的渠道,將這些論點傳遞給人民的眼睛、耳朵和頭腦,這就是媒體的作用。
如果政府大多數人反對,使用歐元就不會發生。我認為他們立場錯誤,但決定權在他們而不是我。我能做的是試圖誘導輿論,用經濟學的邏輯來論證,如果波蘭茲羅提與歐元之間匯率合適,加入歐元是有益的。
波蘭否認傳言“有興趣接受Petro向委內瑞拉出售食品和藥物”:委內瑞拉政府贊助的新聞出版商TeleSur在本月初報道稱,波蘭有興趣接受Petro(石油幣)付款,以向委內瑞拉出售食品和藥物。今日,波蘭財政部發聲否認了該傳言,并表示波蘭在關于此事上沒有收到來自委內瑞拉的任何信函,波蘭也沒有表達過對使用Petro進行交易的興趣。目前,數字貨幣在波蘭通常也不被用于企業的貿易活動。[2018/2/24]
合適的匯率,應能保證波蘭經濟的競爭力。波蘭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出口帶動的增長,因此出口增速必須快于總產出的增長。我們應該加入歐元區,但不能使用匯率過高的貨幣。
因為我們目前的貨幣匯率過高,此刻加入將削弱我們企業的競爭力,這是斯洛伐克和立陶宛等國此前犯下的錯誤。對波蘭企業來說,我們的出口或將轉盈為虧,而進口將非常便宜。這對波蘭經濟是不利的。
如果我們加入時匯率過低,這對我們出口導向的企業來說是件好事,但進口將更昂貴,將加劇通脹。企業缺乏競爭力是不好的,但大量的通脹也是不好的。
如何管理這些復雜性、矛盾、相互作用,需要深刻了解經濟運轉邏輯。此外,還需要大量的權力,以確保邏輯遵從經濟邏輯。經濟邏輯基于理性,邏輯則往往不同,大多數時候基于情緒。現在,波蘭的情緒反對加入歐元。讓我們等待經濟邏輯再次“無可反駁”的時機吧。
觀察者網:您深刻闡述了問題,不僅從角度,還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以及從中波貿易的角度來看,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科沃德科:我是一直是一名大學教授,29年前首次加入波蘭政府時,我認為只要掌握事實和正確知識就足夠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在民主制度下,這還不夠,你需要掌握多數席位。
有時,無論我說什么,即使是簡單的2×2等于4,也會有人說不對,應該是3,你說的完全錯誤,答案是5。
這種情況下,我能做的就是不斷嘗試,必須說服其他政客、經濟學家和利益集團。有時他們知道,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項政策是好的,但對我的企業或我所在的地區不利。現在的問題是,應優先考慮哪方利益?如何協調地方與國家利益?
此外,我們還是歐盟成員國,這是好事,但也意味著我們還必須在歐盟的框架內協調自己的政策。許多情況不由我們決定,各國之間有時會存在種種經濟利益沖突。
無論是什么經濟和體制——哪怕差距有如中國體制與波蘭體制——都存在存在妥協概念,不能強推自己的想法,即使你是正確的,因為其他人有權不理解、害怕、要求你再解釋。
觀察者網:中國體制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類似的復雜性,也需要考慮您描述的如何協調地方、省級與國家級的權責利益等。因此,這也許也是中國的模式,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可以分享予全世界的一點。
科沃德科:毋庸置疑,各國可以借鑒中國的經驗。在過去的40年間,中國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功,這是文明的一個飛躍。問題是,其他國家能從中學到什么?我們覺得,東歐、歐盟或美國很難借鑒很多經驗。
其他發展中國家確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也是有風險的,因為中國的成功是兩種力量的獨特結合: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力量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力量。
其他國家可能說,我們也要這樣做,我們要把政府的官僚、政黨和領導的力量與市場的力量結合起來。但是,這取決于執行的質量,需有非常強大的政府。
比如,沙特阿拉伯政府不比中國政府弱,或許沙特在其國內權力更大,但卻相對不太成功。為什么?各國不僅需要以適當的方式結合市場和政府的力量,還必須結合任人唯賢與技術官僚制度,這樣才有可能成功。
這其中還需要的,是文化。當然,我不覺得中國人一定比其他國家的人更熱愛工作,在歐洲也經常有人稱波蘭人比其他人更有創業精神,也許我們是有一點,但這種解釋太簡略了。商業文化,才對整個體系的運作有影響。
我把中國模式稱為“中國主義”,以強調其特異性。如果一個小國表示要走中國道路,我會建議他們在符合當地文化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借鑒中國模式,但也要考慮當地國情。對同樣的問題,在穆斯林國家與新教、天主教或世俗國家的回答是不同的。經濟上,對于通脹源自進口和通脹源自國內的國家,抗擊通脹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我提倡的新實用主義——你們可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實用主義——極力反對新自由主義推行單一模式的做法。你有你的尺碼,你的服裝必須量身定制,而不是根據其他人的尺寸,因為他們可能有不同的尺寸。每個尺寸都有自己獨特的美觀,但也有各自的不同。經濟和都是非常復雜的話題。
觀察者網:耶倫女士今天上午剛剛結束了她對中國的訪問。您如何看待中美雙方處理經貿合作關系,尤其在兩國關系緊張的情況下?
科沃德科:我認為耶倫訪華,并與中國經濟界的領導人會見是個很好的跡象。我希望他們以一種非常務實的方式討論雙邊關系的問題和其全球后果。很多事情都取決于中美關系,包括在我的國家。
其次,我確實很欣賞她的做派。她在訪問前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地的所有人都“不樂意”聽到,尤其是鷹派人士。她說,因為自己是一個經濟學家——一個合理、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總是談論與中國脫鉤是無稽之談。
雙邊相互依存關系太深、太大,中美不能脫鉤,強行脫鉤等于“自殺”美國自己的經濟,因為我們在持續的全球化過程經濟中深度融合,產生太多的相互依賴,以至于現在我們不能撤出這一進程了。
她說,現在不應進行任何脫鉤,但應討論幾個具體問題,例如:知識產權、信息和專利轉移、對一些行業的保護、決定哪些是戰略產業而哪些不是、停止禁運——中國剛剛宣布,他們將禁運鍺和另一種對高科技技術至關重要的稀土金屬的出口,這是中國對美國行動的反應——征收貿易關稅,等等。
因此,她訪華并討論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次訪問可能還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但絕對不是失敗。我認為耶倫訪華比布林肯訪華更有成效,也許因為布林肯的思維方式是徹頭徹尾的“政客頭腦”,但耶倫卻試圖從經濟學家角度思考。
現在的問題是,回到美國,她將如何在白宮工作人員會議上向美國總統拜登匯報,并怎樣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溝通,等等。就美中經濟和金融關系而言,她的影響力有多大?我擔心她可能“勢單力薄”,尤其是面對那些對經濟學理解不深的美國鷹派人士,或者即使他們理解經濟學,也不足夠地重視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忽視經濟對全球的意義。他們過于關注,對自己負責的經濟不夠關注。
我一直在努力尋找經濟和之間,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此刻大家對我們生活中的經濟層面都顯然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全球層面。
中美關系中因素太多了,錯誤的考量也經常被卷入這些爭端中。它使一切變得更加“有趣”,但同時更具挑戰性。我認為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我知道我們面臨的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正在被解決,也不保證它們將來會被解決。比如,我們知道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但我們做得還不夠。
現在是推行基于事實與知識、對未來負責的的時候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對經濟學感興趣。每當我來到中國,或在波蘭遇到中國客人時,我都很樂意討論這個問題,即使我們有意見分歧,因為分歧可以提高我們的思想。我們必須考慮未來該怎么做,或許一切都可能變得更好,但這將取決于我們今天做出的選擇,不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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