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數字帝國主義，需要基于對帝國主義的深刻把握_人工智能

編者按：

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數字技術飛速發展，“數字化”正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生產領域，數字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推動了生產力要素的流動，也正在成為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支配力量。

與此同時，數字技術又首先被當今實力最雄厚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所掌握，成為其盤剝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新型手段。一些學者據此認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數字帝國主義的時代。

如何理解數字帝國主義？學術界對此的闡釋深受帝國主義解釋范式的影響。比較典型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一是認為，資本主義大國以資本擴張為方式對其他國家實施侵略，邁入數字化階段的資本主義也依然遵循著權力擴張的資本邏輯和領土邏輯，指出“數字帝國主義之所以是帝國主義，就在于‘帝國芯’沒有根本改變，雖然是通過數字資本的增殖邏輯來實現其資本霸權”。這其實是以“資本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來看待數字帝國主義。

CZ：從不理解模因代幣:金色財經報道，幣安負責人CZ在 會議上表示，他“從不理解模因代幣”。 CZ指出，如果一種代幣有很多持有者并產生興趣，那么幣安就更有可能將其上架。[2023/5/4 14:42:30]

二是從“霸權”視角說明數字帝國主義邁入了帝國主義的新階段，比如將帝國主義的形態演進劃分為幾個階段，認為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由于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數字化，前沿數字技術成為西方大國實現跨國積累和網絡霸權的最重要工具，帝國主義從哈維、伍德等人界定的空間帝國主義過渡到全新的數字帝國主義階段。

三是沿用“超級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認為無中心的、超越民族國家地域疆界的網絡正在凌駕于全球所有人之上，成為一種新的統治機器。弗蘭克·盧斯夏諾對信息時代是否繼續使用“帝國主義”一詞表示存疑，他說，“也許我們正在見證‘帝國主義’時代的終結……用其他形式的、以信息為基礎的、在無國家邊界之上運作的剝削來取代各種帝國主義”。

與這一觀點類似，有學者認識到“整個世界正在通過智能手機、各種平臺軟件以及各種數據流形成一個龐大而看不見的網絡，這個網絡正在凌駕于全球范圍的所有人之上，成為一種支配性的權力”。但同時發現，進入平臺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技術強權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

觀點：幫助監管機構理解區塊鏈和加密行業，將有助于降低監管風險:6月27日消息，Figment質押營銷總監Robert Ellison認為，由于區塊鏈和加密貨幣領域的復雜性，教育該領域的監管者，以減輕其在不了解基本知識的情況下走極端的風險是非常重要的。

當被問及監管框架是否是Staking成為主流的必要條件時，Ellison指出，制定一個Staking監管框架是非常可行的，然而監管機構并不優先考慮監管Staking行業。

根據其說法，借貸平臺和穩定幣目前是監管機構的優先事項。他指出，目前Staking不在其優先考慮的名單上，因為監管機構首先關注的是“公眾面臨的最大風險”。（Cointelegraph）[2022/6/27 1:34:26]

基于對帝國主義各種解釋范式及其局限性的認識，我們認為這一定義是可取的，即“數字帝國主義，是數字資本同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寡頭，借力經濟全球化的東風，憑著資本主義政策制度的支持，在全球數字世界掀起瓜分熱潮的壟斷資本主義新樣態”。簡單來說，對數字帝國主義的理解應該堅持列寧的分析方法，將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定位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新產物”。

富達發布《理解比特幣》報告：比特幣仍處于早期增長階段，依舊看漲:富達投資發布了一份名為《理解比特幣》(Understanding bitcoin)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富達全球宏觀經濟主管Jurrien Timmer描述了比特幣的增長潛力，并將其與其他資產進行了比較，Timmer認為，比特幣的價格，應該比它的網絡參與者的增長速度快得多。他指出，比特幣的增長曲線似乎仍處于早期指數增長階段，而且可能會持續數年，這表明比特幣依舊看漲。他也承認：“比特幣是一種合法的價值儲存手段，比黃金更稀缺，而且需求可能呈指數級增長。”（Beincrypto）[2021/4/17 20:31:12]

資本主義始終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在早期由于原料和市場的充足而相互自由競爭，伴隨生產高度社會化以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危機頻發，生產和資本開始集中，少數占絕對優勢的大企業在競爭中不斷排擠和吞并中小企業，它們通過協議或聯合對價格和市場進行操縱和控制，并逐步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形成壟斷資本主義。

韓國央行行長：很難理解比特幣的高價:韓國央行行長李柱烈：很難理解比特幣的高價。[2021/2/23 17:43:32]

可以說，壟斷資本主義既是科技進步和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又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為緩和內在矛盾以加強階級統治的必然結果。而壟斷資本主義又存在在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領域的具體表現，隨著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浪潮席卷而來，數字化成為最顯著的時代標識，當壟斷資本主義滲透進數字領域與之結合共謀，數字技術就淪為資本攫取利潤的重要工具，催生了基于數字資本霸權的數字帝國主義。數字帝國主義體現出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性、擴張性不變，但借助數字技術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壟斷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社會方面相對落后，特別是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一超獨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并趁勢強化了其在帝國主義集團中的霸權和壟斷地位。

瑞典金融市場部長柏博倫認為 Nordea銀行禁止其員工擁有或交易數字貨幣的規定可以理解:本月瑞典銀行巨頭Nordea表示禁止其員工擁有或交易數字貨幣。今天瑞典金融市場部長柏博倫表示，行業采取這種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柏博倫表示銀行對自己或他們的員工有什么樣的投資規定取決于他們，考慮到加密貨幣市場的波動性，柏博倫對銀行正在制定這樣的規定不感到驚訝。[2018/1/26]

在此后的幾十年間，美國對外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戰爭，這既包括赤裸裸的軍事侵略，也包括金融戰、貨幣戰、貿易戰、輿論戰等各種“軟性戰爭”，目的就在于確保自身的霸權地位，以更暢通無阻地對外輸出資本和獲取剩余價值。

進入２１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型互聯網壟斷集團實際控制著數字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以及最為關鍵的網絡基礎設施和平臺，它們“憑借數字技術優勢，在數字資本集聚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重組和數據壟斷獲取‘先行優勢’，牢牢占據了信息技術和人才競爭的制高點”，進而得以將現實領域的霸權延伸到數字空間，持續制造了不平等的國際數字秩序。

數字帝國主義不僅意味著“一種數字霸權興起”，還“通過各種平臺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戶的日常數據，并將這些數據變成了龐大的數據體系。我們每一次網絡上的對話、購物、娛樂、消費，實際上都成了數字資本主義的產物”。

這不僅使壟斷平臺在互聯互通的全球數字空間無償占有了數字用戶的勞動，以“自由”“自愿”勞動的表象遮蔽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而且通過對海量數據資源的圈占、掌握和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控制，使之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在全球信息產業鏈上制造著大量低薪、無薪的數字勞工，導致了嚴酷剝削下的“數字奴隸制"，使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進一步加深。

為了保持自身在掌握數據和用戶方面的絕對優勢，以獲得源源不斷的壟斷利潤和謀求利益最大化，美國還不擇手段地打壓一切可能對其壟斷地位和既得利益造成威脅的對手，例如，美國參議院2021年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并經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內容不僅充斥著冷戰零和思維與不實的“中國威脅論”，而且多處涉及對華數字經濟競爭，明確提出通過與盟友的合作鞏固和增強美國在數字領域的影響力，蓄意將對中國數字領域的遏制和打壓延伸至法律層面。美國的種種行徑深刻影響著當今世界的經濟、和文化格局，是帝國主義擴張行為和侵略本性在數字時代的集中表現。

第二，帝國主義在數字領域獲得了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其寄生性、腐朽性日益凸顯，表現出走向滅亡的總體趨勢。

追逐剩余價值是資本的本性，在傳統殖民政策和領土瓜分已無可能的今天，數字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攫取剩余價值的目的沒有改變，但其實現方式卻表現出不同于傳統帝國主義的新特征。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數字帝國主義憑借對數字技術的掌控，將殖民行徑從現實領土領域轉移至數字空間，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數字商品和資本輸出，并對生產資料、金融市場和勞動力進行控制、掠奪和盤剝。

今天，巨型數據公司及其依托的國家不僅形成了凌駕于數字產業鏈底層企業及國家之上的“食利者”階層，而且利用壟斷地位日益在經濟生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們固然可以在全球分工體系中通過轉移數字低端制造業等方式，使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獲得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同時也加重了帝國主義的矛盾和危機。

一方面，數字寡頭同盟的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會因為爭奪數字原料、投資場所、勢力范圍而進行激烈斗爭。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在數字經濟領域矛盾重重，“棱鏡門”事件就折射出美國利用數字技術在德法等盟國進行監控并盜取個人、企業和政府機構的隱私數據。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又會為保證壟斷利潤的獲得結成瓜分數字世界的寡頭同盟，在積累大量財富的同時，導致貧窮、疾病、失業、精神危機等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積累，加劇了全球社會的不平等格局。他們在打壓華為、字節跳動和微信等數字技術公司上態度一致，并軟硬兼施地脅迫依附于他們的一些國家“站隊”，不僅導致這些國家5G數字技術發展滯后，而且從根本上阻礙了人類科技進步和文明發展進程。

可以說，“今天人類文明面臨的生存危機，是美國這個新型的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追求對全球資源的壟斷的結果，是新時代帝國主義的產物”。

這表明，數字帝國主義盡管體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但理解數字帝國主義的鎖鑰不在于當今生產力系統中的重要因素——數字技術，而在于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顯見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某些方面對數字技術的發展形成桎梏，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調適性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

當生產力發展到開始突破這種桎梏時，數字帝國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就會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最終導致數字帝國主義的終結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取代。據此可以斷言，從本質和歷史趨勢看，數字帝國主義作為壟斷資本主義與數字技術相結合的產物，仍然處于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后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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