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明清銀本位貨幣制度的研究_

貨幣制度與經濟活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早在西方古典經濟學中，亞當斯密就認為貨幣乃“經濟進步的重要動力及資本積累”，之后，以穆勒為代表的貨幣數量理論、以馬克思為代表的貨幣勞動價值理論，把貨幣更多地與勞動力價值、收入與需求、利潤與報酬、資本積累與投資等經濟變量密切聯系來進行研究。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則把貨幣與價格穩定、經濟周期的關系進行了深刻分析，人類對貨幣的認識又進了一步。中國學者，尤其是中國金融史學者對貨幣制度與金融發展，貨幣制度與經濟增長，有著獨特的解讀。總的來說，中國學者更為重視從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與貨幣制度演進結合起來研究，善于完整地勾勒經濟發展和貨幣制度的歷史性變遷。

1、是對銀本位階段的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巳經存在比較穩固的基礎。⑴對銀本位歷史背景再現式的研究，基本解決了銀本位貨幣制度的時間、背景、發展和衰亡等歷史問題。在起始時間問題上。著名學者彭信威及其力作《中國貨幣史》清晰地勾勒了中國貨幣發展的基本脈絡，對于明清時期銀本位的歷史發展也有比較詳盡的描述。彭信威先生認為，明初已經開始使用白銀作為貨幣，但仍受到統治者的限制，在正德年間，白銀貨幣才受到官方的認可，嘉靖以后白銀則普遍流通。

明代中期以后，有大量白銀流入國內，刺激了中國經濟發展，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葉世昌把白銀作為主要貨幣的時間定為明英宗正統初年，他認為當時政府對待用銀發生根本變化，正統時開放用銀已經是政府的國策。葉世昌先生還對白銀用作貨幣的形制、成色進行了說明。黃鑒暉認為：“元代應是全國范圍流通紙幣的開始”，明代一開始“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但到洪熙年間就出現“寶鈔壅滯”“銀錢并行”的局面。

正統元年基本上確立銀兩與銅錢并行的制度。王裕巽通過對明代錢幣錢法的研究，認為“從正統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為“弛用銀用錢之禁至益專用銀時期”。日本學者加藤繁對于中國古代金銀作為貨幣文獻資料上的史學研究，舉證了白銀作為田賦、關稅、鹽課、政府收入的時間和案例。在銀本位確立的時間上，學者們觀點趨于一致，即明代的正統、正德年間。在產生背景問題上。國內以葉世昌、張正明等學者認為，銀本位的實行是明代前、中期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明初國家實行“輸粟餉邊、給之鹽引”的政策，即實行“開中制”七直接導致鹽業富商的興起。

鹽業富商的產生逐漸帶動了邊地東馬市、西茶市的發展繁榮，隨之而來邊境重鎮張家口、大同、殺胡堡從明代前期至中期開辟市場，以山西商人為首的陜西、寧波、山東、廣東、福建、洞庭、龍游、徽州等十大商幫逐漸形成氣候，鹽業、馬匹、茶葉、絲綢、棉布、糧油、顏料、鐵器、針線、木業、典當等運銷全國。內陸商品貿易的興盛直接帶動了白銀取代制錢成為最通行的貨幣結算手段。一部分西方學者認為金屬貨幣的通行系全球貨幣制度共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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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A網絡升級經穩定性測試后，將通過此通知恢復提幣支持。[2023/2/10 11:59:25]

他們認為：從全球角度來看，1400年一1600年的200年間，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被稱為“頻繁發現的時代”，°加勒比海沿岸金礦、秘魯墨西哥的銀礦的發現為英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殖民者帶來了巨額利益，西歐諸國這一時期的貨幣制度以金、銀、銅的復本位制為主，但多數國家開始通過銅、銀來降低貨幣的成色。1560年一1570年，首先在西班牙導致了一場“價格革命”，食品價格瘋長，西班牙漲了3.5倍，英國漲了3到4倍，波蘭是2到4倍。“價格革命”所產生的沖擊力，預示著一場“金融革命”的到來，成為西歐國家進入“金本位”時期的前奏。

在這一時期，中國作為貿易順差國家在國際貨幣體制的分工中扮演了主要白銀流入國的角色，為中國進入銀本位時期奠定了全球基礎。在發展和衰落問題上。在明代白銀貨幣的諸種職能就漸趨完備，作為支付手段，除賞賜、贈遺、賄賂等職能自古有之以外，明代還成立了銀作局，為皇家鑄造金銀錢、金銀豆葉，以作賞賜之用，有詩句“中官跪拾多盈袖”'來形容這一景象。作為交換媒介，不僅國內交易普遍用銀，明代還曾鑄有銀牌，用來對哈密和西域的貿易支付。儲藏功能也比較完備。

根據全漢昇的研究，自嘉靖至萬歷中葉，遼東戰事爆發，兩年零八個月內，戶部運往遼東的銀子已經超過二千萬兩。彭信威對于白銀對社會的影響也有生動的描述。《三言二拍》、西游記》，包括野史、逸史都生動地描繪了普通勞動人民使用銀兩購物、送禮、行賞、繳稅、旅宿、沽酒等生活細節。有個例子，正德以前的畫家只能在畫院里作畫，由畫院經營其作品，正德以后由于白銀通行，畫家開始憑借自己的畫作去市場上變賣，不進畫院也能夠謀生。說明白銀貨幣的大量使用與社會商品化程度提高高度一致。金融史學者還集中研究了銀本位貨幣制度的所遇到的挫折和衰退。彭信威的《貨幣史》、葉世昌的《中國金融史》等均比較清晰地描述了銀本位貨幣制度經歷明清易代，貨幣制度由白銀主導的局面轉為清政府宣布實行“銀銅復本位”時期，再到白銀受到東南沿海大量流入的西方銀元的沖擊，導致貨幣流通市場的混亂無序，最終失敗的歷史命運。

19世紀中期以后，西方主要國家先后宣布實施金本位制，只有中國、印度等國家堅持實行銀本位制度。這使得在國際貿易上用銀國家受到“孤立”，在貿易上吃虧成為常事，預示著銀本位貨幣制度已不可持續。世界范圍內金銀比價發生變動，金屬貨幣的流向也隨之發生變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漸成為金銀的凈流入國，而中國等半殖民地國家逐漸淪為貴金屬的凈流出國。經過國內自鑄銀元、廢兩改元的幣制改革努力，仍無法挽回中國幣制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終在1933年通過法幣改革，廢除了銀本位貨幣制度，轉而進入與黃金掛鉤的法幣社會。

動態 | 歐洲央行要求Facebook關于Libra提供更多的信息:據The Block報道，歐洲央行和監管機構要求Libra提供更多的信息。英國金融市場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稱：“目前有關Facebook加密貨幣項目Libra的信息不足，因此，如果不提供更多信息，Facebook可能得不到批準。”[2019/6/26]

⑵對銀本位時期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創新方面的研究，塑造岀了銀本位制度下的金融業概貌。首先是國內學者對16至18世紀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組織和業務的研究，其中以張國輝、葉世昌、黃鑒暉、孔祥毅等為代表，分析了中國舊式金融機構銀錢鋪、銀號、賬局、錢莊、票號、當鋪等金融機構的發生、發展、衰亡的一般過程，進而分析了典當、質押、兌換、匯兌、借款、放款等金融業務，還涉及了密押、逆匯、貼現、扎差等技術創新，管理制度、行會體制、思想文化等企業管理特點。這些研究均真實、完整地反映出銀本位貨幣制度時期的金融發展的一般脈絡和重要特點。

其中張國輝在《晚清錢莊和票號研究》中對處于晚期的中國舊式金融機構錢莊、票號、典當業等的逐步被資本主義滲透和利用，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歷史進行了還原和剖析。葉世昌專門剖析了明代新興金融機構的興起，認為興起的緣由是金銀貨幣的兌換以及匯兌業務的發展，認為銀票、匯票具有了紙幣的性質。黃鑒暉先生在《中國錢莊史》《中國典當業史》《山西票號史》《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等書中對中國傳統金融機構的發生發展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在中國錢莊、典當、票號，乃至山西商人等方面均有很多建樹。孔祥毅先生對中國傳統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的研究，尤其對山西票號的研究對于本文厘清此類金融機構的性質和作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其次，國外學者的研究和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善于在歷史研究成果基礎上從更新的角度，回答當代提出的新問題。濱下武志關注到匯票等金融工具與銀本位貨幣制度的關系。由于白銀流量與流出量存在差額，濱下武志解釋說，道光年間流通中的貨幣并非僅有白銀，匯票已經成為當時比較重要的結算工具。而且，通過濱下武志先生發現的一則史料，記載了銀價與匯票結算量之間的聯動關系，反映出19世紀40年代后半期，中國貿易結算從現銀結算向匯兌結算演變的大體過程。金德爾伯格在闡述西歐金融發展史的時候，同樣認識到貨幣本位制度與金融發展的密切聯系。他認為在金本位的影響下，西歐的銀行信用得以發展與成熟，并且與之相呼應，銀行券、債券、年金等信用工具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

動態 | 火幣關于媒體不實報道的聲明:火幣表示，2019年1月18日，鏈上財經在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上發表《內外交困火幣大撤退》一文。文章大量采用匿名消息源，未向核心當事人核實，對火幣人員優化、2018年收入、高層人事情況展開推測性報道，嚴重失實。有鑒于本次報道性質惡劣，不排除為有預謀的商業攻擊，火幣將保留對報道的相關責任人及責任單位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2019/1/22]

國內當代學者杜恂誠,也在尋求中西金融發展不同的根源。他認為金融制度的誘致性變遷是不同發展范式的原因，貿易技術的改變引起了金融周轉方式的變化，從而導致外國銀行取代大洋行的地位，還有認為20世紀初,西方銀行通過利用莊票以及拆借，逐步同化和瓦解了中國舊式金融機構錢莊。通過以上學者的研究，顯示出業務創新、技術手段進步等因素對中國金融制度變化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但貨幣變革仍然在眾多因素中具有基礎和決定性作用。而且，作為人類社會一個相對獨立的制度范疇，貨幣本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金融制度必然有其發生、發展、消亡的生命屬性，和推動這一社會生命范疇演進的內生動力和機制。

⑶對銀本位貨幣時期錢價(銅價)、米價、銀價及其相關關系的研究，構建了金融與貿易、貨幣與經濟發展的基本關系。銀本位貨幣制度，并非是白銀作為唯一的貨幣通行的，根據王裕巽的研究，明代前期，銀兩、銅錢、紙鈔一并流通，直至正德、正統年間白銀上升為主要貨幣之時，新的貨幣結構最終演變為“大額用銀、小額用錢”“以銀為主、銀錢并用”，這期間甚至還有“禁用錢、專用鈔”的時期％萬歷時期，銀錢并用格局已經成為定制。這一政策到了清代歷經變革和銀元流入等的沖擊仍然得到了執行，說明這一制度所具備的生命力。

正是因為銅錢在中國貨幣史上的獨有地位，在銀本位“銀錢并行”時期，因此銀銅比價、金銀比價、米價等相關問題，必然成為貨幣制度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它決定了貨幣本位制度的基本面貌，反映出內外貿易發展的基本情況，甚至對于解釋中外貨幣制度發展都具有重要價值。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以白銀為標準，做出了明代米價的變化、布價、棉價、金銀比價和銀銅比價表。從這些數據來看，物價基本上呈現緩慢上漲的趨勢，白銀相對于黃金的價格呈緩慢下跌的趨勢，而對銅錢的比價呈上漲的趨勢，這些基本的趨勢線與明清內外貿易格局可以互為印證。隨后的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更為具體。

關于INT項目代幣總量不進行增發的公告:INT團隊公告稱，對于目前境外媒體發布的關于智能合約的可能存在的代幣總量增發問題，現鄭重聲明：INT總量為10億枚，項目至今未曾進行過任何形式的增發，且INT團隊承諾永不增發Token數量。相關信息可以關注INT代幣合約地址：0x0b76544F6C413a555F309Bf76260d1E02377c02A。[2018/6/11]

王裕巽關于銅錢與白銀的比價問題認為：明代規定了明錢、舊錢比價及對白銀的折價，并不時調整的制度。弘治以前，定“每錢八文折銀一文”；弘治二年，改歷代錢以二當洪武等明錢一；正德六年，改定錢銀折價為“每七十文折銀一錢”；嘉靖時期，于三十三年定明錢、歷代錢分等折價“七文易銀一分”；金德爾伯格比較了從古代到16世紀中葉時期佛蘭德、埃及、印度和中國的金銀比價，列出了16世紀歐洲經濟中心的金銀比價表，從對比中可以發現，金德爾伯格認為16世紀左右，中國與西歐在金銀比價都維持在10:1到13:1之間，并沒有顯著的差異。

弗蘭克認為16世紀以后，中國成為白銀的凈流入國，而金銀比價從1600年的1:8上漲到1:10,到18世紀末上漲到就比價關系而言，金銀比價較低而銀價維持較高。西班牙人貝扎、歐洲貿易公司發言人的談話均可以說明當時由于白銀價格懸殊套利貿易頻繁。彭慕蘭認為：白銀貿易是促使金銀比價從1:4到之后的1:10左右逐步攀高的首要原因，同時中國的白銀的需求，帶動了全球的白銀貿易。岸本美緒把中國學者的研究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傾向于用經濟學的一般方法分析物價與經濟波動的必然聯系。

他總結出清代物價波動原因的全漢升的貨幣數量說，以彭信威為代表的勞動價值說，和以岸本美緒為代表的貨幣因素景氣說三種理論為思考的框架。認為清代前期比較大宗的交易一半以銀來結算，官定的庫平和蘇州的曹平是全國的白銀標準。認為從明代以來米價的波動來看，有幾次波動是由于白銀的流入和流出為主要影響因素的，這分別是1620的漸長、康熙后期的漸長、乾隆前期的暴漲和乾隆中后期的漸長四個階段。

正像他在研究康熙年間谷賤問題時的結論：由于政府的緊縮政策以及海外銀流入的減少，是導致物價波動的重要原因，而且銀流通量與物價之間“并非機械的對應關系”“考慮到海外貿易及財政支出等投放到國內的銀對應產品需求而流通的具體過程時，銀流通量與物價動向之間，通過需求動向，無疑存在某種程度的正比關系”。以上學者的研究，從價格、匯率的變化入手，分析了銀本位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這些成果對于進一步研究貨幣制度與貿易、貨幣制度與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方法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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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來對圍繞銀本位的幾個熱點問題的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目前，國際經濟金融史學者不自覺地掀起一股重塑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學術潮流。在這股熱潮下，對近代貨幣金融問題的審視采用了嶄新的視角，并被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些學者逐步把問題中心落腳到白銀貨幣世界范圍流動、白銀流動與貿易發展、白銀貨幣數量與國家經濟實力等幾個熱點問題之上，其目的是重新解讀中西貨幣制度差異和金融差異，質疑西方中心論，構建近代東方經濟中心理論。

⑴白銀流動與世界貿易中心“由西向東”的變化。在白銀貿易方面，濱下武志把明代的東亞經濟圈描述成一個朝貢貿易圈，中國則居于這個貿易圈的中心，16世紀以后開辟新航路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自覺地參與了這個貿易網絡。朝鮮、越南、老撾、暹羅、日本、琉球作為朝貢國，以白銀為主要媒介與明朝進行對外貿易。'弗蘭克把中國白銀貿易放置于世界勞動分工與貿易平衡的框架中進行研究，他認為“有關金銀塊和金銀幣的運輸記載，成為有關地區貿易赤字和盈余以及結算和平衡情況最便利的資料”他分析了人口、生產和貿易的關系，指出中國生產和人口的增長得益于西屬美洲和日本白銀的進口。

但這種在貿易方面的優越性是制造業和全球貿易的“現成有效的供給”為基礎的。美國學者彭慕蘭指出在明清兩代時期，中國糖、茶葉、瓷器等商品的消費量已經非常可觀，超越了同時期的西方國家，西方人除了進口中國的商品導致白銀流入之外，巨大的利差也是白銀流入國內的根源。國內學者對與銀本位有關的貿易研究更多是從商業經營入手的，如孔祥毅先生從山西商人家族史、經營自律行為、業務創新和主要對外貿易活動入手，從晉商團體的角度，以中俄茶馬之路、中日東洋貿易為主，再現了明末清初主要商業路線和市場的盛況，反應了銀本位貨幣制度對當時貿易的促進作用。通過對中國銀本位時期經濟發展、貿易發展等分析，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產生了顛覆歐美經濟史學者長期奉為圭臬——歐洲中心論的思潮。

著名學者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喬德利、諾斯等曾將歐洲在15至18世紀的快速發展其歸結為公司制度、有效市場的形成和財產所有權制度的構建，在這批學者的的努力之下形成了“歐洲中心論”，認為世界的中心在歐洲，亞洲等世界其他地區不過是歐洲貿易的附庸。從上世紀80、90年代起，以弗蘭克、彭慕蘭等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通過對這段歷史的重新審視，對西歐中心論的提出了挑戰。杉原薰認為1500年以后，西歐走上了一條資本密集型道路，而中國和東亞走上了一條勞動密集型道路。彭慕蘭認為，15世紀以后中國銀本位貨幣制度的建立引起了白銀向東方的移動，這帶動了西歐采礦業的發展，引起煤炭、機械工業的發展，為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

弗蘭克利用對16—19世紀全球經濟尤其是全球資本流動的研究，強調在15至18世紀“全球貿易的旋轉木馬”中，中國扮演了進出口領先國家和白銀“秘窖”的地位，而與此同時歐洲和美洲的僅居“參與”之列。西方中心論的質疑，在世界經濟史、金融史學界掀起了巨大波瀾，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刺激了國內學者將金融分析與世界金融發展聯系起來視角的應用。

⑵通過對白銀存量和流量的探求，佐證銀本位時期的東方盛世。貿易情況明確之后，白銀的存量和流量問題引起了學者的廣泛興趣。關于白銀作為貨幣的主要流向問題：濱下武志認為16至19世紀白銀在全球范圍的流動，16至17世紀以后歐洲白銀流向亞洲，先是從葡萄牙、西班牙，然后主要從荷蘭和英國通過茶和絲的貿易流入中國。彭信威認為流入的白銀一是16世紀初的墨西哥“雙柱”，二是晚明的百多年里葡萄牙人等外國人帶來的西班牙銀元，三是美洲、荷蘭、日本的銀元流入。最主要的是日本、美洲的白銀流入，日本則根據新井白石的估計，從萬歷二十九年到永歷元年的四十六年間流入480萬公斤合計752萬兩庫平銀。

彭先生據有關史料估計從隆慶五年至明末的七八十年間，從美洲流入白銀達6000萬披索以上，約合4000多萬兩庫平銀。關于全球白銀流動的路線和數量，弗蘭克吸取了經濟史學家格蘭、里德、巴雷特、阿特曼、肖奴等的觀點，對白銀16至18世紀白銀流通狀況進行了綜合研究，根據弗蘭克的估計，1800年前的250多年，中國總共獲得了從美洲、歐洲、日本、東南亞、中亞等地區流入的白銀合計137000噸之巨。葉世昌引用莊國土的估計認為從隆慶元年至崇禎十六年的77年流入白銀總數可能在3.5億西班牙銀元以上。莊國土估計明代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總數為三億五萬千萬比索以上。

高德步、王玨認為在1600年前后，歐洲與近東和遠東的貿易每年要輸出8萬公斤的白銀。王裕巽通過對國內外史料的分析，認為明代中國從馬尼拉貿易中得到的白銀為8775萬兩，BP10000比索，約合4212噸。李隆升：認為截至明末中國國內的白銀存量在7.55億兩，至明末的100年間共從國外流入白銀2.95億兩，而且這一數字是同時期白銀產量的近10倍。5萬明認為1570—1644年通過馬尼拉輸入中國的白銀約7620噸。早在50年代中期，彭信威就指岀明末中國的白銀數量一定大于正德五年劉瑾被抄家的259,583,800兩。'濱下武志根據中國數據和太平山人的估算表，19世紀20-40年代，白銀的流出量合計約達4.8億兩。

咸豐時期，白銀流通量約為12億兩，道光年間在中國流通的白銀數量約為3.6億兩。國內學者劉軍、薛國中、后志剛均對明清白銀流入量進行了估計。雖然白銀流入作為一種歷史片段的再現，其真實性和數據的連續性難說圓滿，但通過學者對此問題的孜孜以求，白銀貨幣的流入反映著當時經濟發展的速度和面貌，另一方面，白銀的流量變化也反映著金融變革的端倪，正如彭慕蘭所說：“白銀流入中國的同時，大量黃金從中國流向了歐洲與印度，中國的白銀化可能為西方金本位化提供了條件。”這可能正是中國傳統貨幣制度與西方貨幣制度產生差異的原因所在。

⑶通過對中西金融差異的分析，產生中西金融走向不同范式的認識。由于近年來研究銀本位問題的升溫，許多學者開始積極思考中國與西方經濟巨大差異的歷史原因，并開始通過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從貨幣金融入手尋求問題的線索。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劍橋大學學者李約瑟在其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15卷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力圖回答為什么中國在17世紀以后在經濟、科技等方面落后西方，甚至墮落為西方的殖民地。“科學范式”是李約瑟給出的精彩答案。

那么“金融范式”能否成為回答這一問題的另一捷徑呢？《大分流》的作者彭慕蘭通過企業結構、社會結構、資本積累等方面的比較發掘西方發生工業革命的社會淵源，前去揭示15世紀以來東西方社會發展差異的根源，在眾多考察的因素中金融與貨幣制度雖未被獨立地分析，但卻在貿易因素、消費因素方面進行了深刻地分析。國內學者杜恂誠明確提出“中國與西方金融史發展具有不同的范式，中國與西方金融在歷史的沖撞下分別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雖然最終杜恂誠先生將不同范式歸結為金融技術原因，但這種探討的方式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使本文不得不去思考中西金融發展的不同于同一時期經濟發展差異之間的關系。

⑷銀本位貨幣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作用的探討。銀本位貨幣制度的全面施行，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彭信威先生在白銀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方面，舉了一個鮮活的例子，即由于白銀流通帶動商品經濟的發展，畫家不進畫院也能謀生，這在正德之前是不可能的。'濱下武志通過分析朝貢貿易圈，間接分析了全球白銀貿易和白銀的流動，指出在中國明代中期以后和19世界以前，長達三四百年的歷史時期，中國是全球白銀的消費大國，銀本位成為刺激全球貿易大發展的重要因素。毫無疑問，如何定性和度量銀本位施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正是通過貨幣流量、貿易量、金融發展、價格變化等經濟變量的分析所要給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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