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回顧：1997年亞洲貨幣貶值的具體情況及對人民幣的影響_

市場對人民幣需求超過對外幣需求

從官方外匯儲備變動的情況來看，1997年1—10月份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了370億美元，表明央行在每一個工作日平均購進外匯約2億美元。雖然中國的外匯市場仍只做簡單的即期外匯買賣，并且主要為經常賬戶項目上的一些交易，市場交易規模顯得狹小，對企業和投資者在本幣與外幣資產組合上的選擇還存在著各種官方限制，但從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行為可以看出，典型的市場參與者對本幣的需求超過了對外幣的需求，使得人民幣變得更為堅挺。

結論來自科學的計量實證模型

為了步出這種有可能產生誤導的簡單經驗性判斷，我們基于國際金融學說和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理論，建立了一個關于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的計量實證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人民幣的實質匯率是一多維隨機函數。自變量包括政府投資、國內經濟生產率、實際匯率、貿易條件和經濟開放度等。

動態 | 安徽日報：扎實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要突出區塊鏈技術等高質量全鏈條發展:11月11日，安徽日報刊文《抓深科技創新，引導產業持續聚集高端》。文章表示，扎實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就要繼續抓深科技創新，突出區塊鏈技術、高技術創新、數字經濟建設、制造業高質量全鏈條發展，引導主導產業不斷、持續向高端化聚集。區塊鏈技術的集成應用在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變革中起著重要作用，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2019/11/11]

運用動態普通最小二乘法來估計這一均衡模型。我們發現政府投資、生產率和實際利率三個變量具有顯著的長期協整關系：除了實際利率，每一個變量都在1％或更高的水平上呈統計顯著。統計檢驗也表明模型行為良好。

為了評價該模型相對于其他匯率預測模型的預測能力，我們比較了該模型和其他三種模型預測值的均方差。這三種模型分別是：簡單隨機走動、漂移的隨機走動和簡單購買力平價模型。除了在三年的水平上，隨機走動模型優于該均衡模型這一例外，預測均方誤差表明在所有其他水平上，我們的均衡模型都優于其他模型。

聲音 | 比特幣分析師：小國可通過比特幣成為世界經濟的參與者:比特幣分析師Rhythm剛剛發推文稱，一個小國如何成為世界經濟的參與者：第一步：購買比特幣；第二步：宣布比特幣為其貨幣；第三步：等待。對于一些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利用他們快速的立法盡早采用比特幣。[2019/6/27]

三年后人民幣與美元比價可能達到7.8∶1

網上列出了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年均預測值。三個結果格外令人注目。其一，人民幣在1997年被低估近4％，在1998年以后仍然可能被低估；其二，在1998年，如果讓實際匯率從現在的8.3升值到8.2，并穩定在此水平上，那么它與均衡匯率的偏差為各年中最小，僅2.2％。其三，若其他條件不變，人民幣可能在2001年至2002年間趨升到目前港幣與美元的固定平價水平。

動態 | 福州市晉安區將引進發展區塊鏈產業 全面實施數字經濟領跑行動:據福州日報消息，近日，福州市晉安區召開部署會。會議指出，晉安區正全面實施數字經濟領跑行動，積極創建國家數字示范區，打造顯示器件、光電芯片、物聯網、大數據、軟件信息五大產業基地，加快福州軟件園晉安分園建設，引進發展區塊鏈產業，力爭到2020年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達45%以上，規模和增速躋身全市第一方陣。[2019/6/13]

如果政府硬性貶值人民幣，會引起國內與外部經濟失衡。把近期對外生變量走勢的判斷與該模型的預測結果綜合考慮，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政策當局不干預匯市，人民幣極有可能小幅升值。如果央行非要人為地將人民幣壓低，即采取行政性官方手段實行貶值，那么人民幣“官方匯率”將會更加偏高于其長期均衡水平，會導致資源分配不當，引致國內與外部經濟失衡。

亞洲貨幣貶值會不會影響中國出口競爭力？

匯率只是影響國際貿易的諸多變量之一，到1997年為止，除了人民幣和港幣外，亞洲其他主要貨幣都紛紛貶值，其中貶幅最大的泰銖貶值40％以上，貶幅最小的印度盧比也下降了近8％。這些貨幣的大幅貶值顯然會對中國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帶來一些影響。

現場 | 王彬生：區塊鏈普及的經濟本質宏觀上是一場資產轉移運動:1月8日，2019首屆海南GFIS國際金融科技創新峰會在海南海口盛大開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特聘教授王彬生表示，區塊鏈普及的經濟本質宏觀上是一場資產轉移運動，傳統的金融資產將逐步轉移到鏈上。微觀上個人行為價值化，傳統的中心化機構包括目前互聯網巨頭對個體的價值剝奪現象將逐步被打破；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結合，資源對資源的協作時代到來，Token將是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時代的價值交換工具，美元在未來逐步退出流通領域。人工智能的經濟本質是替代人的勞動；人工智能和互聯網是一對孿生兄弟；人工智能和信息成本降低催生萬物互聯時代到來；物聯網的經濟本質是具備智能化的物與物之間發生交易。[2019/1/8]

然而，匯率畢竟只是影響國際貿易的諸多變量之一。如果匯率對出口增長起決定作用的話，至少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產品等同。也就是說，各競爭國的產品區別甚微，以至于它們在世界市場上成為完全可替代品。相同要素含量。也就是說，不同國家的出口產品包含等量的資本、勞力與技術密集程度。

HLC基金會聯合創始人：區塊鏈對伊斯蘭經濟和金融產生重要貢獻:伊斯蘭經濟學和區塊鏈技術教授Abdussalam博士在“The Impact of Sukuk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the UAE Economy”中講到區塊鏈對伊斯蘭經濟和金融的貢獻，他強調對于渴望符合伊斯蘭教義的工具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府或公司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資金來源。他擁有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2005年）的沙里亞法律博士學位，同時也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拜HLC基金會的聯合創始人。[2018/4/23]

亞洲各國經濟迥然相異，因此其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可能對貿易形態產生關鍵性影響

與北美和西歐不同，亞洲包括了許多自然稟賦、地理環境、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程度迥然相異的經濟。這意味著亞洲貨幣匯率的運動不可能對貿易形態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例如，韓元與臺幣的貶值并不見得會削弱中國內地的出口競爭力，因為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的出口，比如韓國的小汽車、臺灣地區的電腦微芯片一般來說有較高的資本與技術含量。基于同樣原因，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因擁有在高附加值服務類的出口優勢，其匯率走向也不大可能對中國內地出口有直接影響。

東盟四國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也十分有限

東盟四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具有較多與中國類似的比較優勢，因此其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有更大潛在影響。然而進一步仔細分析表明，東盟四國的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實際上也十分有限。

第一，與東盟四國相比，中國的出口結構更加多樣化。如表4所示，在中國的總出口中，制成品占85％，初級產品只占15％。其中制成品中，除紡織、衣鞋類外，機器設備等重工產品也占相當比例。在東盟四國出口中，初級產品通常占30％以上，比如印尼的石油、馬來西亞的橡膠、泰國的大米等都是特大宗出口品。即使在工業制成品上，東盟各國也通常集中在某幾種產品上，如泰國的小汽車、馬來西亞的電子產品等。

第二，在對中國至關緊要的紡織品貿易上，非關稅性貿易障礙起了主導作用，而價格上的競爭已退居附屬地位。主要進口國如美國、歐盟、日本等都對紡織品實行嚴格“進口配額”管理。如果奉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貿易，中國有能力全部控制世界紡織品出口市場，但是，中國像其他紡織品出口國一樣受到配額的限制。世界貿易組織希望通過多邊談判爭取在2000年以后逐步取消成員國目前實行的配額限制。這個目標實現以后，中國將得到巨惠。在目前的環境下，不管東盟各國貨幣貶值多么嚴重，它們的紡織品出口也仍受其各自配額限制，因而無法從中國奪走市場份額。

第三，貨幣貶值對東盟四國是一柄雙刃劍，可以兩面砍。東盟四國還沒有形成綜合配套、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其工業制成品中進口含量偏高，既包括進口機器生產設備的租賃服務流量，又包括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中間產品。高進口含量對外資與合資企業是如此，對本地企業也是如此。這與中國情形有所不同。中國的出口部門雖然也引進國外設備、進口中間品進行來料加工、裝配等，但平均進口含量在工業制成品出口總值中的比例低于東盟四國。因此，東盟四國匯率的急劇上升也相應增加了進口成本，其制成品的出口并不能形成明顯的價格優勢。

第四，中國與東盟四國都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因此，勞工成本對出口競爭力影響極大。我們的估算表明，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制造行業的勞工成本上存在巨大差異。我們使用廣義的概念來估計勞工成本，既包括工資，又包括各種社會福利性成本。

我們先如此估計以本地貨幣表示的勞工費用，再按1997年6月的平均匯率值換算成美元。如表5所示，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前，東亞四小龍的以美元計的勞工成本都在中國內地的勞工成本10倍以上。馬來西亞與泰國的勞工成本是中國內地的3倍多，菲律賓是2倍多，而印尼是1.5倍，統統高于中國。

那么明年的情形如何呢？貨幣貶值是否會抹去中國內地與其他國家在勞工成本上的差別？除了人民幣與港幣外，我們預測其余貨幣在1998年還會在現在水平上進一步貶值。根據工資正常增幅與1998年的預期匯率估算，中國內地與東亞其他國家在勞工成本上的差異將有所縮小，但不會完全消失。比如，泰國的勞工成本不再是3倍以上，而是下降到2倍以下，菲律賓的勞工成本將由原來的2倍下降到1.6倍，而印尼的勞工成本水平將與中國內地大致相當，略高一點。

這個分析表明，即使在亞洲貨幣大幅貶值后，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內地勞工成本仍然相對低廉。所以，亞洲匯率變動并不改變中國內地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比較優勢。

第五，東南亞和韓國的企業，包括其出口部門的企業，都為沉重的短期外債所拖累。貨幣大幅貶值，更加劇了債務負擔，使企業現金流量劇減，資金周轉困難，難以維持正常生產運營，更難擴大生產規模以爭奪出口市場。貨幣貶值其實削弱了這些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并不見得會威脅中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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