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為什么要用法幣？當時的廣東分行是怎樣運行的_本位幣

引言

國民黨法幣政策的實施，使國民黨政府加速控制金融，加強了經濟統治和統治。其法幣政策的實質是貨幣關系后面體現著國民黨統治下的不同生產關系，法幣政策作用的后果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國民黨法幣政策的實質與作用

（1)有利于英美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的貨幣政策，加強對中國金融的控制。因為法幣同英美匯價直接聯系，英美匯價發生變動時，法幣價值在英美匯價上下限波動。這就有利于英美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的經濟命脈，對中國進行資本輸出，傾銷商品，掠奪原、燃材料，加強經濟侵略。同時，英美還從實施法幣政策中，收購了大量中國白銀，集中了大量存款，積聚了更多貨幣資本。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在英國倫敦所存的法幣準備金約為2500萬英鎊，在美國紐約所存的法幣準備金約有12000萬美元。而日本帝國主義對法幣改革是竭力反對的，因之采用種種手段阻止日本銀行所存的白銀兌成法幣，并禁止華北白銀南運。

（2)國民黨政府通過法幣政策集中大量白銀，加強了對商業銀行的控制。在實施法幣政策前，廣東還流通廣東省銀行銀毫券、廣州市立銀行憑票等，實行法幣政策后，除中、中、交、農四銀行以外，其他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全部取消，所有白銀準備一律移交各有關接收銀行，這樣，一般銀行要取得法幣，必須依賴官僚資本銀行，于是中、中、交、農四大銀行就可以利用法幣關系以及其他業務關系，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一般商業銀行。在實施法幣政策的同時，國民黨政府以“白銀國有”為手段，強迫將民間的銀幣和銀兩，一律兌換為法幣。到1937年9月以前，中、中、交、農四銀行收兌銀幣達3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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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幣政策對緩和金融危機、穩定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自實行法幣政策后，逐步增大了紙幣的發行。1935年10月，中、中、交三行發行額為4.19億元，到1937年6月中、中、交農四行共發出14.07億元，僅1年零8個月時間，增加2.4倍。因而上海批發物價指數于1936年上升了108.5%；全國生產指數上升了103.4%，但到后期，法幣越發越濫，物價指數急劇上升，更加動蕩。抗戰八年，國民黨法幣發行初期表現為緩慢的通貨膨脹，因而法幣初期對穩定經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后來發行量大增，物價急劇上升，成為惡性通貨膨脹，法幣發行增長速度遠比不上物價上漲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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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幣政策對抗戰財政有一定支持作用。但是，“皖南事變”以后，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積極反共”的后果也是積累官僚資本，從而壟斷中國的經濟命脈，以便進一步加強“反人民、反民主、反共”力量。法幣即轉變成反共與支持內戰的工具，終于隨著反革命勢力的衰落而崩潰。

2.抗戰時期的中央銀行廣州分行及法幣

中央銀行廣州分行設立于民國二十五年12月，經理鐘鍔，副經理馮成功，行址初設十三行，后遷長堤。廣州分行是管理廣東全省各中央銀行機構的一級分行。

西藏發行首個數字藏品:金色財經報道，據《西藏日報》消息，西藏工藝美術大師作品《松贊干布之馬首圣銀壺》已轉化為西藏首個數字藏品并成功發行。[2022/12/30 22:15:58]

國民政府在民國二十四年5月23日，將《中央銀行條例》修訂為《中央銀行法》，其中除了規定該行資本總額為銀本位幣1億元之外，并新規定該行必要時得呈經核準擴充資本，并招收不超過它資本總額40%的商股，但后來實際并未實行。因此，中央銀行的國家所有制性質一直沒有改變。

廣州分行代表中央銀行的主要特權，在廣東境內發行本位幣及輔幣，經理國庫，承募內外債并經理還本付息事宜。它的業務主要為辦理存款、放款，收管各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辦理票據交換和各銀行間的劃撥清算，公債國庫券、票據的重貼現，買賣國外支付的匯票，辦理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外國貨幣和政府委托辦理的信托業務。

中央銀行成立伊始，即設想成為“銀行的銀行”，并曾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和抗日戰爭后期，先后兩度籌劃改組為中央儲備銀行，均未成功。所以該行始終來能完全執行一般公認的中央銀行職能。如在貨幣發行上，直到民國三十一年7月1日，財政部實施四行專業化，才規定賦予中央銀行以統一發行權；對于收存各銀行存款法定準備金，也只限于省地方銀行、商營銀行和商營銀號錢莊，而未能全面執行銀行法定存款準備率的核定和存款法定準備金的保管，作為宏觀控制社會信用的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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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匯率的核定和外匯管理上，也長期由財政部或行政院特設機構或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共管，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時，才逐步移交該行辦理。而外匯業務則長期由中國、交通兩銀行承辦，后來主要由中國銀行辦理。對于金融業的檢查監督，長期由財政部承擔。

中央銀行分支機構的業務，就是按照上述規定辦理的。而中央銀行之所以遲至總行成立8年后才在廣東設分支機構，主要由于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在上長期與廣東軍政當局貌合神離，甚至一度由西南各省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發生公開的軍事對抗局面。直到民國二十五年7月，陳濟棠反蔣失敗，宣布下野，還政于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廣州分行才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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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軍在惠陽縣大亞灣登陸，廣州危急，中央銀行廣州分行便雇船把可以攜帶的財務、賬冊、檔案以及工作人員，載經澳門撤往香港，在東亞銀行二樓建立中央銀行廣州分行香港通訊處，繼續營業；主要是吸收當時中國政府撤到香港各種機構的存款和辦理外匯結算等。

民國三十年12月25日，日本攻陷香港。據當時工作人員回憶，日軍到該行時，并無要求負責人回行辦理移交手續，只經行開庫查看，即行封閉該行賬冊、檔案及其他財物，全由日軍接收。另據當時在香港人士說，1942年日軍政府曾指派臺灣銀行，對作為“非中立性”的中央銀行在港機構進行清理。

廣州淪陷后，廣東省政府遷往韶關，定為臨時省會。中央銀行便在民國二十九年4月設立韶關分行，接替已撤往香港的廣州分行，成為廣東省境中央銀行各分支機構的管轄行，經理為范希禹、王紹均。經營業務主要有存款、放款，聯合其他國家銀行辦理農貸，收兌生金銀業務。

由于該分行設立較遲，以前是中國銀行代收。該分行成立后，除梅縣外，抗戰時期的中國銀行廣州支行及法幣中國銀行廣州支行，設立于民國三年6月，經理陳玉潛，襄理郭樹均、張鏡輝。民國二十七年，日軍進攻大鵬灣時，10月12日上午9時廣州支行仍照常對外辦公。當獲悉日軍登陸成功，即開始撤退工作。

為了以防萬一，數日內仍照常營業，以盡維持金融職責之業務。后日軍迫近廣州消息日緊，廣州市銀行公會召集會議討論應變辦法。15日，日軍攻入惠陽附近博羅，各商業銀行停業。廣州支行代請第五路軍駐粵辦事處封船備用。16日，商業銀行，如上海、廣東、鹽業、東亞、金城、新華、農工、國華、國貨九銀行于晚上10時下船先往中山石岐，并由廣州支行經理陳玉潛等去函中山縣長張惠長及局長鄧粵銘沿途保護。

17日下午，省府主席吳鐵城示意陳玉潛，以時局更緊，四行應準備撤退，陳經理即通知其他三行做準備。17、18、19日，為減輕庫存，應盡量付款給客戶，但不辦理匯款和存款。19日下午已無客戶到行提款。

撤退期間，廣州支行委托國民黨第五路軍駐粵辦事處關主任代封小火輪一艘、拖渡兩艘，泊于廣州支行后堤邊待命，并持第五路軍旗幟，派兵駐守。其自用貨車兩輛也由余漢謀總司令發給軍用通行證及派定衛隊聽候差遣。其庫存及重要物件全部運入廣州沙面某外國銀行保存。

全行家私、電燈、電話、風扇、文具及地下室臺椅、摩打一律轉移市內別處寄存。其一部分行員已先于13日疏散去港，一部分于17日偕同各行員前往廣西梧州。此次撤退疏散，中、交、農三家銀行均將現鈔他調，無法應付支付款項，由此中央銀行向中國銀行借款600萬元，交通銀行借90萬元，所借款項皆由中央、交通銀行渝分支行墊還。

19日下午，日寇已到福田，迫近增城，廣州支行是晚7時齊集各行員下船，只留行役兩個看守，并請廣州局靖海分局保護，同時在《越華報》刊登廣告：敝行現經遷移，顧客如有事洽商，請向香港皇后大道中四號中國銀行接洽為荷。廣州支行的無線電臺及各機件搬運到廣西梧州支行代為保管。

貨車兩輛則由余總司令衛隊二人協同廣州支行車夫駛往粵北韶關，交中國銀行韶關辦事處留用。19日晚8時30分廣州支行撤退船開航，路上行人紛亂，撤退船由32位軍人護送，翌晨8時10分抵達中山石岐。廣州支行陳經理等負責人即前往晉謁中山縣縣長及局局長，并請其設法雇車兩輛于20日下午3時分三批出發，晚上9時全行人員及行李到達澳門，一部分人暫居旅舍，另一部分人連夜乘船至香港找尋住地。

結語

21日中午，全體人員均已安抵香港，并租用德輔道中12號白宮行二樓108號房為辦公地點及通信處。由于地方狹小，行員每天分為兩組，輪流辦公。省府搬到韶關后，中國銀行在廣東韶關辦事處辦公，全省中行機構有梅縣辦事處、廣州灣辦事處，大埔、松口、興寧、老隆辦事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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