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為什么被視為日本經濟史上的分水嶺年份_阿童木

1995年對于日本人來說是一個記憶深刻的年份：這一年是日本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年，也是日本走下坡路的開始。日本媒體在報道日本經濟時常使用的一個詞匯是“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媒體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是指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二十年。在1997-2017年的20年間日本實際經濟增長只有16.5%，年均增長率只有0.77%。同一時期我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9.5%，越南的經濟增速接近于8%，韓國的經濟增速也大體保持在日本的3倍左右。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日本的3倍多。早在1996年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就曾對日本未來的國運預言道：“日本在未來仍將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相比鄰國將日漸趨于平庸”。從1995年至今日本的發展似乎驗證了李光耀的說法。1995年可以說是日本經濟史上的分水嶺年份：在1995年之前日本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在1995年之后日本經濟則始終呈現發展緩慢的狀態。

日本經濟的最初崛起可能比我們傳統印象中要早得多——不是始于戰后經濟恢復重建時期，甚至也不是始于近代明治維新時期。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商業就已非常發達從1615年大阪夏之陣結束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這238年間日本國內再無大的戰事。在長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業和城市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一時期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制定了參覲交代制度。所謂參覲交代制度是指：幕府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江戶，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

藩主們住在江戶的半年實際上處于幕府監控之下，而頻繁往返于封地與江戶之間則耗費了藩主們大量財力和精力，從而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亂的可能性。既然要讓諸侯大名們在路上耗費人力物力財力，幕府大力發展諸侯往返途中的商業貿易，希望諸侯們在沿途花的錢越多越好。與此同時藩主大名們往往處于攀比的心理在參勤上做足派頭：紀州德川家第11代藩主德川齊順在1841年的參勤就動員了1639名武士、2337名工人及103匹馬。這么多人的食宿足以對所經之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刺激作用。

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米期貨市場。當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起步的時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是富可敵國的一代豪商，而依靠修筑寺院賺取利潤的“金剛組”更是已存活了一千多年。這些不為外界所知的富豪們在深山老林里攫取礦產，在繁華都市中經營金融業務，在鱗次櫛比的街道上販賣酒和白花花的稻米。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商業實際上已發展到相當的高度，而在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又從西方引進了新的生產技術和企業經營管理制度。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通過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1885—1890年的短短五年內日本的棉紡廠從20萬個增加到了30萬個，紗錠也從7萬個增至28萬個，棉紗的產量也增加大約8倍。到了1890年日本已從棉紡織品進口國變成一個棉紗出口國。日本在明治維新后30年左右就已基本完成了之前英國用80年時間才完成的工業革命。不過日本的工業化進程始終受到資源匱乏、國內市場有限的困擾，而日本轉嫁自身問題的方式卻是對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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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德戰爭等一系列戰爭中頻繁得手之后野心也越來越大：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侵華規模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深陷中國戰場的同時還與美國、英國、蘇聯等國不斷發生摩擦。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與美、英、澳等國之間的太平洋戰爭爆發。1945年日本終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打擊下宣布投降。這時日本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百廢待興：當時由于糧食的缺乏，所以只得實行配給制。

當時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餅，米面和肉類幾乎快要絕跡了。與此同時在國家的配給制度之外整個日本涌現出了6萬個倒賣各類物資的黑市，黑市上的米價漲到了政府配給物價的130到180倍之間。全國城鄉失業者高達上千萬，另外還有150萬肺癆患者、200萬戰爭孤兒和1800萬無家可歸者。戰爭導致了超過200萬人的死亡，除京都和奈良之外幾乎所有城市都遭到了空襲，一共有250多萬個建筑物在空襲中被毀。

當時美國占領當局必須每天向日本提供100萬美元的資助，至少運來6000噸大米才能保證盡可能少餓死人。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的工業生產僅相當于戰爭爆發時的七分之一左右，煤炭產量只有戰前的八分之一左右，生鐵產量只有戰前的十二分之一左右。然而時光僅僅只過去了十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就開始以每年9%的增長率遞增，從1965年開始到1970年這一數據又被翻新為10%。1955年日本農業取得大豐收，與此同時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都已超過戰前最高水平。

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到了1985年日本GDP總量已達到1.3萬億美元，同時期的美國是3萬億美元。這時日本作為國土面積只有30多萬平方公里的二戰戰敗國在經濟總量上已超越了2200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蘇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與法國的GDP總量加起來才勉強接近日本。在當時的世界500強企業中日本占據了近一半。二戰后的日本從一個近乎崩潰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日本的戰后復興因此被世人視為奇跡。那么這一奇跡是如何造就的呢？首先需要強調的是日本在二戰后的重建復興并不是像新中國一樣的白手起家。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制造“。由此可見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然而相比之下日本在二戰前就已是世界上的幾個主要工業化大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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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洲其他國家還在為爭取民族獨立奮斗時日本就已是一個能自主生產汽車、飛機、輪船的工業化國家。二戰期間日本被摧毀的只是有形的廠房和機器，然而日本在戰前所積累的技術和管理層面的無形優勢卻并沒被戰爭所摧毀。早在明治維新之前的1850年日本男孩識字率為45%上下、女孩為13%左右。這時日本的總識字率不僅超過了當時的清朝，也超過了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1872年9月明治政府開始正式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到了1912年日本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到98.2%。

二戰并沒摧毀日本戰前在工業、商業、教育等各領域積累的優勢，與此同時戰敗也為日本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恰恰正是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扶植下日本實現了戰后經濟復興和現代化國家轉型。正是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扶植下日本得以解決戰后初期嚴峻的糧食問題，也是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授意下日本的新憲法得以制定，此后日本全體公民無論性別、財富多寡、社會地位首次可以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在沒有律師的即時介入和經過合法的審判程序之前任何人都不會被逮捕定罪。

1946年10月21日通過的《土地改革法案》使日本的無地農民獲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毫無疑問這對提升日本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推動日本戰后農業的發展起到了無比重要的作用——至少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是：令當時的日本政府焦頭爛額的糧食危機問題迎刃而解；而從更為長遠的視野審視日本的農地改革使日本開始真正邁入發達國家的門檻。在戰前日本盡管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工業國，然而戰前的日本農村其實仍是相當落后的。

農地改革實際上成為了日本戰后統籌協調城鄉發展的第一個重大舉動。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旨在扶植農業生產的《農業基本法》：政府開始有意識為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和拖拉機等農業機械設備。根據日本機械振興協會1964年對2061戶農戶的調查數據顯示：購買農機具的農戶自有資金占77%。1960-1970年農村地區的拖拉機、耕耘機數量增加了8倍，農用卡車增加13倍，其他農機具增加了2倍。在農業機械化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各種農業協會異軍突起并為農民提供各種技術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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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可以視為是日本實現戰后國家復興的第一步：戰前的日本盡管已是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之一，然而在技術上相比歐美發達國家仍有相當的距離，與此同時日本將國內財富大部分用于擴充軍備進行對外侵略擴張，所以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民眾的生活水平同歐美發達國家比起來實際上相距甚遠。這點在農村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正是土改促使日本農村在戰后迎來了轉型發展，縮小了日本國內城鄉區域之間的發展落差。戰后初期日本的工業生產也和農業生產一樣處于一種萎靡不振的狀態。

東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有澤廣巳鑒于日本戰后糟糕的國內經濟狀態提出用傾斜生產方式解決當時日本面臨的困境。有澤廣巳試圖利用當時日本還能動用的為數不多的經濟資源集中于重點行業領域以期實現質的飛躍，說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飯。1946年8月12日當時的吉田內閣在根據有澤廣巳的傾斜生產方式理念成立了經濟安定本部并將煤炭和鋼鐵列為重點產業，實行低息優先貸款和價格補貼政策：先將全部進口的重油撥給鋼鐵生產部門，再將由此增產的鋼鐵投入分配給煤炭生產部門。

就這樣以相互促進的辦法以期實現兩個產業的循環增長，進而再把生產出來的煤炭和鋼鐵分階段投入其他產業部門，以擺脫生產萎縮、供給不足的現狀。1947年日本的煤產量比上年增長了28%，達到2932萬噸；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萬噸，比上年增長18.6%。與此同時普通鋼材的產量比上年增長了116.3%，機械工業生產指數比上年增長了71.3%。由于戰爭的破壞導致日本的對外貿易同農業和工業生產一樣出現了嚴重的萎縮，而對日本這種資源匱乏的島國而言：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事實上戰后的日本乃至迄今為止的日本執行的都是貿易立國的基本國策。然而當二戰結束時日本的對外貿易幾乎陷于崩潰的境地——對外貿易的商船隊在戰爭中造成的有形破壞倒在其次，更要命的是日本喪失了貿易市場。戰前日本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兩個對象美國和中國都因為戰爭而走到了日本的對立面，盡管戰后不久日本就得以重新恢復對美貿易，然而中國在幾年后誕生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在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封鎖遏制政策下日本是不可能同新中國建立貿易關系的。

事實上日本自己也追隨了西方陣營這一封鎖遏制政策，這意味著日本失去了戰前相當重要的一個市場。為此日本政府和商人不得不著手開辟新的貿易市場：這一時期日本主要集中精力于開拓東南亞市場，與此同時他們也加強了同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二戰后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的國際格局。美國因此決心將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亞洲封鎖圍堵戰略對手的橋頭堡，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美國對日本的政策由打壓逐漸轉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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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美國對自己的歐洲盟友推行了馬歇爾計劃以恢復振興歐洲經濟，而在日本道奇路線則應運而生：日元對美元的單一匯率被確定為1美元兌換360日元，這一措施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經濟的穩定。道奇宣布單一匯率后進出口商品實行統一匯率，擴大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更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為日本的貿易立國奠定了金融基礎。在日本國內經濟學家的傾斜生產方式下生產逐漸恢復了，然而與此同時通脹問題又日益嚴峻起來。在道奇路線的指引下通脹被遏制住了，卻帶來了近百萬工人的失業問題。

1949年9月由于英鎊貶值壓迫到日本的出口，于是日元匯率也隨之下跌。這時日本政府開始認為道奇路線已無法解決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問題，因為這時其他國家的戰后經濟復興都已走上正軌，日本卻依然在蕭條的邊緣徘徊，于是日本政府打算放棄道奇路線而改弦易轍，可美國占領當局卻不同意。無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采取金融緊縮政策，而這使本就不景氣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變了，因為朝鮮戰爭爆發了。

朝鮮戰爭中美軍的司令部就設在日本東京，日本成為美國海軍、空軍出擊的基地，同時也是美軍軍需物資的中轉補給基地。一時間軍事訂單如潮水般涌來，而以船舶、鐵路等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行業則直接在軍需物資的周轉調度過程中被最大限度地運營起來。不難想象這些對當時處于蕭條狀態中的日本經濟而言將帶來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續3年的朝鮮戰爭使日本從美國獲得了高達10億美元的“特需”收入，這還沒考慮到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在日本消費所支付的款項。

駐日美軍以及其他所有外國駐日機構需要日本人為其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就為日本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就業的增長又進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內需，從而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整體發展。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日本興辦了大量工廠，基本實現充分就業，股票市場也開始回暖，外匯收入猛增，棉紡織品的出口量躍居世界首位。隨后日本開始利用從西方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與設備實現了經濟的加速發展。1955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戰后《第十次經濟白皮書》中強調：在恢復中求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

以此為標志日本已走出戰后經濟恢復重建時期，開始真正邁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一時期提倡科技創新的呼聲日益強烈。科技立國的戰略就此被確立起來：1955年以后的20年間日本一共引進新技術1.1萬多項。在科技、貿易發展的同時日本的流行文化與其工業制成品一樣開始占據國際市場：《鐵臂阿童木》、《哆啦a夢》、《七龍珠》等動漫作品是整整一代亞洲兒童的集體回憶。日本逐漸發展成為亞洲少有的可以同時利用工業、農業、貿易、金融以及文化產業賺錢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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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進入全盛時期。那時蘇聯由于阿富汗戰爭以及美蘇軍備競賽、東歐諸國劇變已使其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則在經過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周期后逐漸走入低谷：住房金融產業出現危機，社會信用危機日益嚴重，國內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也不斷上升，財政赤字創下歷史紀錄。當美、蘇兩極都走上下坡路的時候日本經濟卻一路高歌猛進，日本人甚至在討論買下整個美國的話題。這時出現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號，全體國民預感到“日本的時代”即將到來。

當時的日本經濟到底有多牛呢？當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近10%，被世人稱之為“日本經濟奇跡”。1985年日本GDP總量達到了1.3萬億美元，同時期的美國是3萬億美元。當時的世界格局可以總結為“上兩極、經濟上三極”：所謂上的兩極當然是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至于經濟上的三極則是北美、西歐、日本。日本以一國之力得以與美國主導的北美自貿區以及歐洲共同體分庭抗禮。在當時的世界500強企業中日本占據了近一半。

三菱、豐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產、東芝等國際知名龍頭企業全部進入世界企業前50，而在世界10大企業中日本就占了8家并席卷前三。當時的東京是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東京的GDP總量是紐約的3倍，比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高。如今的日本盡管仍是僅次于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然而日本在人均收入、社會福利方面是沒法與北歐國家相比的。可直到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仍僅次于盧森堡和瑞士。這時的日本作為人均GDP全球第三的國家是碾壓北歐諸國的。

日本經濟突飛猛漲的背后除了日本戰后的經濟建設生產發展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的虛假繁榮：首先發力的是日本股市——當時所有代表日本的225種股票輪番上漲，在很短的時間內一些人的資產猛增了4倍。在股票上漲一年后房地產業開始迅速上漲：土地的價格就像被吹氣球似的每天上漲。股市和房市的一路上揚使日本經濟開始呈幾何級數膨脹起來。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了許多在我們今天看來簡直就是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

有一次一棟美國大樓打算賣給日本人。當時美方報價4億多，雙方談妥后美國人就等著日本人付錢交割了。然而日本人卻拿來了新的合同書，美國人以為日本人要砍價，可翻開新合同后赫然看見上面寫的價格是6.1億。日本人作為買方愣是給加了2.1億，弄得美國人莫名其妙。最后日方人員解釋說：他們的老板頭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紀錄里看到歷史上單個大樓出售的最高價是6億美元，所以他們想要打破這個紀錄。當時的日本人就是這么做生意的——為了爭面子、破紀錄就不惜主動送對方兩個億。

這一時期手里拿著大把美元的日本人開始在美國大肆購買。這些揮舞著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對價格根本不屑一顧。當年的美國媒體因此發出驚呼：“美國正在變成日本的第四十一個縣”。這種一夜暴富的模式一開始就潛伏下了日后破產的隱患：期待通過資產價值上升而獲得利潤的手法隨著資產價格的上升會越來越難以奏效。任何資產的價值都不可能無限上升下去。這意味著當資產價格停留在高水平時最終的資產持有者將無法獲得收益。事實上任何資產的價值都不可能始終背離其本身的價值。

一時的炒作也許會令某種特定資產的價值在短時間內呈幾何級數膨脹，但在經歷一定時間的演變后最終其價值將回歸平穩狀態。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想象是我們自己在炒股、炒房，那么我們很有可能并不是在股市、房市的低點買入的股票和房子。然而資產最終回歸的價值卻是向低點趨近的，這意味著我們手里的資產最后所值的錢相比我們當初的買入價縮水了，而縮水的這部分價值就成為實打實的損失。當這樣的損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就會造成國家整體經濟的動蕩。

1985年9月22日《廣場協議》簽訂后日本股市和房市進一步上漲。人們關于房價上漲的共識變得越來越強烈。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間日本經濟正處于戰后高速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一線大城市的房價一直在穩步上漲。人們根據這一經驗推斷今后的房價也會繼續漲下去。當時日本坊間開始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日本工業幾乎什么都能造，然而唯獨沒法生產更多的土地出來。經濟發展是呈幾何級數無限膨脹的，然而土地資源的存量是有限的。這樣土地就必然成為一種供不應求的稀缺資源。

當時世界上的頂級公司聚集在日本的主要核心城市。尤其東京還是亞洲的金融中心，是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這種城市的房價不漲簡直有違天理。當所有人都這么想時也就會不約而同把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那么房價自然就在這種人為操作之下越漲越高。與此同時日本銀行的信用擴張需求進一步刺激了這種炒作行為。1986年日本央行連續五次大規模降息，市場上一下子就變得資金充裕起來。資本家們在獲得更多的資金之后會往哪兒投呢？

也許有人會覺得應當擴大再生產：生產更多的產品賣給消費者從而賺更多的錢。問題在于生產是由訂單驅動的。市場上的資金一下多了起來，然而消費者的需求并沒也跟著一下子膨脹起來，那么你多生產的產品賣給誰呢？資本家們也相信房價會上漲的這一共識：擴大再生產在他們眼中是有風險的，然而投資房地產卻是一本萬利。這樣市場上的資金很自然就大量流入了房地產業。當時日本人玩的房地產游戲叫“土地轉賣”：先找一塊地，把上邊的人都拆遷了，然后把拆遷完的土地高價賣掉。

接手方隨后又加價賣給下一家，下一家接手后再加價轉賣。這樣地價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竄上去了。這一時期正是日本制造業最輝煌的時期：這時日本企業在國際上本身就代表著信用和質量。因此日本企業能在國內外的股市債市上融到大量資金，融到資金之后就把之前欠銀行的錢給還上了。銀行本來就是靠發放貸款過活的。現在日本企業把貸款全還回來了，那么日本銀行還怎么發展呢？銀行一看這時制造企業暫時已不需要貸款，而房地產業正方興未艾，所以這時的日本銀行往往也熱衷于貸款給房地產商。

房地產商往往是從銀行借錢囤房囤地，然后再高價轉手給下家。以東京為代表的日本大城市的房價開始快速飛漲：1987年東京的房價比上一年漲了23%，1988年又在1987年的基礎上漲了65%。當時的日本人對此形容稱：“賣掉皇宮下的那塊地就可以買下整個加拿大”，甚至有的說法認為賣掉東京所有房子就能買下四個美國。當然這是建立在東京當時的房價基礎上而言的，事實上如果真發生大規模拋售勢必導致房價下跌，也就談不上值幾個美國的問題了。

日本房地產市場一路飆升之際股市也毫不遜色：到了1989年日本股市比起1986年已上漲了486%。這時日本股市的總市值是美國股市的1.5倍。日本一國的股市就占到了全世界股市總市值的45%。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感受到泡沫越來越大所帶來的壓力：房市和股市的泡沫越來越大，銀行又借給了投機者大筆資金。萬一發生連環違約勢必把銀行拉下水，那么屆時日本的整個金融體系都將受到沖擊。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日本央行從1989年起開始溫和上調利率、降低貨幣供應。

1989年底極其討厭通貨膨脹和投機行為的經濟學家三重野康就任日本央行的行長。這哥們上臺后連續五次上調中央銀行貼現率，到了1990年8月利率已由超低的從2.5%一路飆升到6%。與此同時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機構控制不動產貸款，日本銀行要求所有商業銀行大幅削減貸款，到1991年日本商業銀行實際上已經停止了對不動產業的貸款。這下日本的股市和房市都斷了貨幣供應。貨幣政策的突然轉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場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價格開始大幅下跌。

股價暴跌幾乎使所有銀行、企業和證券公司出現巨額虧損。日本的地價也緊隨股市之后開始劇烈下跌，房地產市場泡沫隨之破滅。1990年到1992年日本股市跌了一半多、樓市的跌幅也達到了46%。在這一過程中上百萬億日元的資產化為烏有。比直接的經濟損失更嚴重的是日本國民的民族自信心被挫傷了。戰后復興時期朝氣蓬勃的“昭和男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頹廢的“平成廢宅”。201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會》一書。

這本書揭露了日本目前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在日益沉重的社會競爭壓力下失去了上進心和欲望。人們對明天不再抱有希望，也不再談論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甚至已懶得結婚生孩子。少子化、老齡化、相對較高的自殺率、失去上進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數僅為94.1萬，由此創下自從1899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值，同時連續兩年跌破100萬大關。

同年日本新婚情侶數為60.7萬對，這比上年減少1.4萬對。日本厚生勞動省據此估算：日本人口將在2053年跌破1億，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比2015年的1.27億減少三成，屆時日本社會超過40%的人口都是老年人。李光耀之所以在1996年預言日本注定將走向平庸就是因為他看到日本無法解決自己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在日本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已造成國內市場的萎縮、經濟的下滑、創新的停滯。人口的萎縮必將導致日本經濟的衰退，年輕人會由于不堪重負而選擇離開日本。

盡管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在之前的長期積累已使國民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企業也有高額的內部準備金，然而卻未能有效運用資金。無論是貨幣寬松政策或公共投資都無法提升消費者信心。李光耀據此預言：“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李光耀這一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只不過中國的發展速度比他預計的更快，所以中國的經濟總量比李光耀所預計的提前20年就超過日本了。如今的日本的現狀就是經濟不景氣，老人們占據著高層崗位，年輕人正如李光耀所說的那樣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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