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麥、面包與文明_Bread

小麥和人類文明的關系，恐怕比其他所有植物加起來還要大。

考古紀錄中的小麥、城郭和文明，幾乎循同樣的節奏產生和擴散，從古老的耶利哥和肥沃新月地帶，第一波傳到兩河流域和埃及，第二波傳到希臘和印度河流域，第三波傳到西歐和恒河、黃河和長江流域。

遙遠的黑非洲、印第安美洲和大洋洲直到近代，才將殖民主義和小麥一起接收下來。

無論由于小麥本身的特性，還是由于圍繞小麥馴化而形成的一系列歷史節點和歷史路徑，小麥的故事和文明的發展已經難解難分，都具有強烈的中心-邊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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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小麥文化居于人類文明的核心，面包文化無疑又居于小麥文化的核心。

面包的制作不僅需要相應的植物馴化技術，而且需要高度復雜和特殊的社會組織系統。

小麥社會就是擁有密集人口、定居者城郭和精英階級結構的合格文明，但統治者和生產者之間不一定存在復雜的自組織。

面包社區將大多數成員的生存和生活交給只能由少數非統治階級負責的磨坊和面包坊，本身就暗示次生的規則和信用演化體系已經高度成熟，足以保障普通成員不再有必要區分習俗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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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社區通常是擁有宗教、金融和市場多種規則庫和關系網的復雜文明，而小麥社會很可能只能支持簡單直接的統治。

BakingBreadinAncientEgypt

Christianity的發展，賦予面包特殊的文化和組織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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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代表基督的身體、生命的源泉和救贖的希望，面包社區和基督教社團的相互支持大大增加了復雜文化的生態位最高容量。

海洋中如果只有一塊平滑的礁石，表面沉積的營養物質就會非常有限，除了簡單的菌落以外，支持不了太多和太高級的生態位。

如果你在礁石上打一個洞，就能支持更多的物種。

如果通道像篩子一樣密集和復雜，生態復雜性的增長速度就會大大超出礁石表面積增長的速度，溢出礁石周圍水流的營養物質就會吸引各種層次的捕食者，捕食者施加的不均衡收割壓力又會反過來促進礁石生態位的復雜化和分化。

知情人士：Do Kwon個人護照曾在塞爾維亞被扣留:3月23日消息，據知情人士透露，Do Kwon 的個人護照曾在塞爾維亞被扣留。

此前報道，黑山內政部長 Filip Adzic 今日在其社交平臺宣布，Terraform Labs 聯創 Do Kwon 在黑山被捕。[2023/3/23 13:22:29]

文明本身的演化規律酷似生態群，社區/共同體層次的增加或減少會導致依附社區展開的組織和網絡以大得多的比例增加或減少。

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傳播優勢，大多數都可以追溯到組織資源的優勢。

某種文化因子如果受到更多的尊重或表現更強的力量，原因通常不在單純的物質層面，而在該因子攜帶的組織附加值，反之亦然。

面包社區在歐洲的傳播、復制和分化，明顯增加了歐洲文明的組織復雜度。

小麥技術在東亞的傳播，卻沒有給原有的社會增加新的組織因素。

瑞杰金融：將硅谷銀行金融集團評級從跑贏大盤下調至與大盤一致:金色財經報道，瑞杰金融表示，將硅谷銀行金融集團評級從跑贏大盤下調至與大盤一致。[2023/3/10 12:54:38]

面包坊在歐洲的建立和運作，給小共同體的公共事務增加了無數的考驗。

面包師不是西歐社會的孫二娘，只要不賣人肉包子就可以只顧自己賺錢。

行會的面包、市政委員會的面包、教會的面包、最高法院的面包、洛林公爵的面包、國王的面包和王后的面包各自在中世紀的巴黎申張自己的正義，產生了數不盡數的管制規則。

各種規則的運作和沖突又產生了海量的信息流通渠道。

一位四十歲的市民肯定至少十幾次經歷過各種原因的面包管制，像貨幣掮客熟悉黃金價格一樣熟悉各種面包的配給規則。

一位四十歲的農民肯定至少十幾次經歷過領主對教區磨坊或私家面包爐征收保護費的斗爭，絕大多數都要經過莊園法庭的斗爭，也就是說考驗自己運用習慣法的能力，往往還需要拿起武器為自己的教區而戰。

一位教區牧師每周都要給教民分發圣餐面包，每年都要給窮人分發圣誕節的面包。

前者的神學意義和后者的zz意義產生了無數的解釋和規則，引起了無數的糾紛和綱領。

東漢光武帝的麥飯沿襲了東周各邦習慣的鼠尾草植物烹飪方式，唐玄宗的胡餅增加了中亞商人給帝都帶來的異國情調。

東亞居民吃到了物質的小麥，拒絕了面包社區及其組織附加值。

包待制和李闖王放糧與其說增加了，不如說減少了規則庫的信息量。

LastSupper(Rubens)

組織的復雜度和規則庫的豐富度在演化經濟學的意義上等價，都可以換算為信息量。

信息量大的一方通常就是戰爭中勝利的一方，經濟上富裕的一方，交流中輸出的一方。

Christianity最初傳入英格蘭的時候，面包文化就構成了傳教士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蠻族君主習慣的肉和牛奶在營養意義上明顯優于面包，但他們無法抗拒面包文化隱含的組織附加值。

他們多次嘗試殺害傳教士和搶劫面包以后，終于發現皈依Christianity才是最可靠的面包獲得途徑。

都鐸王朝的英格蘭臣民歧視蘇格蘭高地人、威爾士山民和愛爾蘭人，因為他們像自己的祖先一樣，以肉和奶為主食，把面包當成進口的奢侈品。

愛爾蘭人改種土豆以后，遭到了更多的歧視，因為土豆田號稱“懶人床”，挖出的土豆可以立刻烤食，圍繞磨坊和面包坊的復雜組織都是多余的。

土豆種植者容易淪為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外邦人：習慣孤獨的生活，缺乏合作和信任的社會性美德；他們很容易敗給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希臘人：習慣參加小共同體的公共事務，對同儕的支持保有經驗性的信任。

十八世紀的愛爾蘭人在本土作戰通常會一哄而散，流亡者加入法國軍隊卻表現勇武，說明愛爾蘭社會的組織度和信任度低于法蘭西，雖然兩者在形式上都是Catholic社會，尤其說明許多雜文家稱為東西方文化差異或東方劣根性的東西，其實跟浮泛的東方或西方沒有多大關系，而是反映了非常具體的社會資本豐富程度差異。

這種差異更容易體現在邊界清晰的小共同體之間，而非符號性多于實質性的宗教、文明和地域之間。

海沙島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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