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遺傳研究”表明，高智商不一定會成功，這兩項特質更重要_DNA

其實，智商測試存在的時間并沒有那么久。

事實上，這樣的測試只擁有一個世紀的歷史。早期版本的智商測試出現在法國，由阿爾弗雷德·比奈和西奧多·西蒙在1905年提出。不過，直到這項測試從巴黎的索邦大學流傳到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學，人們才開始把智商測試與天才聯系在一起。斯坦福大學教授劉易斯·特曼將測試從法語翻譯成英語，然后基于足夠數量的兒童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從而創建了所謂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這些是發生在1916年的事情。測試的初衷是對那些得分較低的兒童進行診斷，以判斷他們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才能跟上學校課程的進度。

“天才遺傳研究”

隨后，特曼想到了一個絕妙的主意：為什么不對那些在測試中取得高分的孩子展開研究？更妙的是，隨著這些孩子進入青春期和成年期，為什么不繼續對他們進行跟蹤研究？這些擁有智力天賦的孩子長大后會不會成為天才呢？

特曼找來成百上千名學童，讓他們接受了這項新奇的智商測試。顯然，他并不想把樣本量弄得太大，否則，跟蹤受試者的智力發育將不具可行性。把得分在前2%的學童選取為受試者，最終得到的樣本量無疑將是選取前1%的兩倍。此外，如果選取的受試者范圍越大，他們成為天才的可能性也會越低。所以，為什么不選取高分者中的高分者呢？

特曼最終選取了1,528名聰明絕頂的男孩和女孩，他們的平均年齡在11歲左右。說這些孩子“聰明”，倒有點輕描淡寫了。他們的平均智商為151，其中77人的智商在177至200之間。研究人員讓這些孩子接受了各種各樣的額外測試和測量，并且反復進行，直至他們步入中年。這就是龐大的“天才遺傳研究”，研究人員在1925年至1959年間發表了五卷研究報告，盡管特曼本人在最后一卷出版之前就去世了。時至今日，這些高智商受試者仍在接受跟蹤研究，或者至少是那些少數仍然健在的人。他們被稱為“特曼人”，意思就是參與“天才遺傳研究”的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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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阿爾瓦雷茨現在，通報一下壞消息：沒有一個特曼人成長為常人眼中天才應有的樣子。盡管擁有非凡的智力，但他們也只能在一些相對普通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比如教授、醫生、律師、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職業。事實上，倒是有兩個特曼人成為了斯坦福大學的知名教授，他們最終接管了這項將自己作為受試者的跟蹤研究。他們是羅伯特·西爾斯和李·克隆巴赫——跟心理學歷史上的三位著名天才伊萬·巴甫洛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讓·皮亞杰比起來，他們的知名度要低多了。

此外，還有很多特曼人未能在任何智力領域取得巨大成功。這些相對失敗的受試者很少從大學畢業或取得專業職稱和研究生學位，而且他們更有可能從事那些不需要任何高等教育的職業。我們在這里談到的只包括男性受試者，談論女性就太不公平了，因為那時，女性不管有多聰明，社會對她們的期待都是當好家庭主婦。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成功男性的智商與那些不成功男性的智商并沒有太大差別。不管兩者之間差異如何，智力并不是成功者和非成功者的決定因素。

兩個非天才的成功故事

“天才遺傳研究”的故事還在朝著更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在諸多被該研究拒之門外的人當中——也就是他們在智商測試中沒有拿到足夠高的分數，因而未能成為研究的受試者——至少有兩個人的成就超過了所謂的特曼人。以下就是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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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沃爾特·阿爾瓦雷茨出生在舊金山。他在10歲左右時接受了特曼的測試，但得分太低，未能入選成為受試者。然而，那次經歷并沒有妨礙他在25歲時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甚至在念研究生時，路易斯就開始在物理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了，他最終成為“20世紀最杰出、最高產的實驗物理學家之一”。他改進了用于研究基本粒子的液氫氣泡室，并因此獲得了196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特曼人從沒有拿過諾貝爾獎，不管是在物理學還是在其他領域。

威廉·肖克利也被特曼拒之門外，他后來在1956年跟兩位同事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肖克利比路易斯大一歲，他在帕洛阿爾托長大，附近的斯坦福大學是他母親的母校。盡管肖克利在特曼智商測試中的得分夠不到天才的水平，但他還是成功在加州理工學院拿到了學士學位，又在麻省理工學院拿到了博士學位，這兩家都是頗負盛名的技術院校。之后，他加入了貝爾實驗室，開始在固體物理學領域發表大量文章，并在28歲那年獲得了自己的第一項專利。與路易斯一樣，肖克利在二戰期間也為軍隊效力，他從事的研究跟雷達有關。戰爭結束后，肖克利回到了貝爾實驗室，那時候電子設備主要采用舊式的玻璃真空管，他立志找到一種使用電晶體的替代品，于是，就有了后來的晶體管。

所以，可以這樣說：盡管路易斯和肖克利沒有在智商測試中取得高分，但他們的成就仍然超越了那些獲得特曼智商認證的“天才”。而且，路易斯和肖克利的遭遇在諾貝爾獎得主中也不算什么特例。DNA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和提出量子力學路徑積分的理查德·費曼，他們作為諾貝爾獎得主，也曾因為智商分數過低而未能成為門薩高智商俱樂部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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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研究：回溯成年天才們的幼時智商

在針對1,528名高智商孩童的研究開展了數年后，特曼招募了一位名叫凱瑟琳·考克斯的新研究生。由于特曼的研究工作已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考克斯發現，她很難再從中提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課題。所以，她大膽地另辟蹊徑：如果特曼是要觀察高智商兒童長大后能否成為天才，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具體來說，為何不選取一群公認的成年天才，然后從他們的傳記中，回顧性地評估他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智商？

編制出一份天才名單是相對簡單的部分。例如，我們現在可以直接用谷歌搜索“著名科學家”或“著名藝術家”。在考克斯所處的前互聯網時代，她也只需要從名人傳記和其他參考文獻中挑出一份名單。幸運的是，她找到了一份已經公開發表的名單，從中挑出了最有名的那些人。最終，考克斯選取了歷史上的192名創造者和109位領導者。毫無疑問，她的樣本囊括了現代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些頂尖人物。除了前文提到的八個人之外，名單中還包括牛頓、盧梭、塞萬提斯、貝多芬和米開朗基羅這樣的創造者，以及拿破侖、納爾遜、林肯和馬丁·路德這樣的領導者——這些人在維基百科上都擁有很長的個人條目。

困難之處在于，估測全部301人的智商分數。這怎么可能做到呢？

令人欣喜的是，在設計出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的一年后，特曼就已經證明，我們可以通過傳記來估測傳主的智商。當時，智商的意思就是字面意義上的“智力商數”，即兒童的心理年齡除以其實際年齡，然后再把所得結果乘以100。心理年齡的判定取決于兒童在處理按年齡劃分的智力任務時，表現如何。因此，如果一個5歲的孩子能很好地完成更適于10歲孩子的任務，那么他的智商就是200。非常簡單，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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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選取一群公認的成年天才，然后從他們的傳記中，回顧性地評估他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智商？

特曼用這種方法估測了弗朗西斯·高爾頓的早期智力發育情況。他是特曼的偶像之一，也是第一位研究天才的科學家。例如，高爾頓曾給自己的姐姐寫過一封信：“我4歲了，我可以看任何英文書。除了52行拉丁語詩歌之外，我還可以說出所有的拉丁語實詞、形容詞和主動動詞。我可以做數字的加法，算出它們乘以2、3、4、5、6、7、8、、10、的乘積。我還會便士和先令的換算。我能看懂一點法語，我還會認時間。”括號里的兩個數字在信的原件上是模糊的，一個被橡皮擦出了破洞，另一個則被污斑蓋住了。年幼的高爾頓顯然說自己會的太多，而這種行為本身就可以表明，他的心理年齡超過了實際年齡。那么，我們對一個4歲兒童的正常期望是什么呢？只有這些：能夠分辨自己的性別；說出放在他們面前的鑰匙、刀和硬幣；重復剛剛告訴他們的三個數字；以及比較眼前兩條線段的異同。就只有這些了！如果高爾頓是個普通孩子的話，那么他要到5歲才能數清四個硬幣，到6歲才能講出自己有幾歲，到7歲才能復述出書上的一段話，或者到8歲才能進行聽寫。不管怎樣，利用這樣的傳記證據，特曼推斷，高爾頓的智商應該接近200，他的心理年齡幾乎是實際年齡的兩倍。

考克斯決定把相同的方法用在名單中的301人身上，但她拓展了導師特曼的思路，在方法上做了一些改進。比如，通過多個傳記來源，編制傳主智力發育的詳細年表，以及讓獨立評估者基于這些年表來估測傳主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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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克斯還采取了一個額外的步驟。名單中這些創造性天才取得的成就并不能等量齊觀，相反，很多人并非頭面人物，他們只在本領域為人所知。這樣的例子包括法國哲學家安托萬·阿諾德、瑞典化學家約恩斯·雅各布·貝爾塞柳斯以及蘇格蘭作家威廉·羅伯遜。與此同時，考克斯選取的天才有時候并未展現出天才的智商，有的甚至摸不著門薩俱樂部的門檻。在這些智商平平的創造者中，我們能夠看到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以及法國畫家尼古拉斯·普桑。此前已經有人基于文獻引用數量，對這些天才的成就度進行了排名——在那301人名單中，排名第一的是法國統帥拿破侖，而墊底的則是英國作家哈麗特·馬蒂諾——因此，考克斯得以輕松地把智商分數與成就排名進行關聯。她得到了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相關性，即使在校正了數據可靠性之后，這種相關性仍然很顯著。此外，在考克斯1926年的驗證之后，其他研究人員也多次重復得到了智力與成就的正相關關系。這樣看來，卓越成就與超高智商確實是相關聯的。因此，特曼的理論似乎得到了證明！

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擁有高智商似乎能夠增加一個人獲得成功的機率。

四個問題

話雖如此，有四個問題對該結論提出了一些質疑。

瑪麗蓮·沃斯·莎凡特

問題一：“智商-成就”相關性

智商與成就之間的相關性并不巨大，甚至算不上大。大多數統計學家會將其歸類為“弱”相關，也就是說，兩頭都給例外情況留足了空間。高成就者的智商可能低于平均水平，而超高智商者也可能相對默默無聞。對于前者，本文已經列舉了三個人物，那么后者又有什么例子呢？威尼斯歷史學家保羅·薩比可以算一個：盡管他的智商估測值高達195，在301人名單中位列前茅，但他的成就度排名落在后20%，位列第242位！

一個更加現代的例子是瑪麗蓮·沃斯·莎凡特，她曾被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認定為智商最高的人。據說，她在10歲時接受了經過修改的斯坦福-比奈智商測試，拿到了滿分！盡管對于如何把這樣的表現轉化為精確的智商分數，仍然存在一些爭議，但我們無疑可以說，莎凡特比最聰明的特曼人以及301人名單上的任何人都要更加聰明。但是，她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呢？她最有名的，就是她的超高智商，僅此而已！利用這種獨特的身份，莎凡特在雜志上開辟了一個名為“向瑪麗蓮提問”的專欄。她的專欄文章可遠遠比不上《堂·吉訶德》和《天體運行論》，而這兩本書的作者正是智商不及她的塞萬提斯和哥白尼！比別人的智商高出60分乃至更多，這并未給莎凡特帶來任何創造性優勢。

問題二：創造性領域

智商與成就的相關性似乎取決于成就所處的領域。與其他領域相比，有一些領域似乎并不怎么看重智商。例如，一般來說，著名領導者的智商往往低于著名創造者。軍隊指揮官的低智商則異常明顯——在考克斯選取的301人中，他們的智商平均要比其他人低20分！樣本中最杰出的軍事領導者無疑是拿破侖，但他的智商估測值最高只有145。這個分數放在特曼人當中，就會顯得他不怎么聰明。有時，過高的智商反而不利于進行有效的領導，正所謂，好事過頭，反成壞事。成為一個“和別人打成一片的人”通常意味著，這個人的智商跟別人相近。理解比能力更有說服力，這也就難怪美國總統的智商并不比軍隊指揮官高多少！這些研究結果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天才的稱號通常歸于杰出創造者而非杰出領導者。領導者或許會釋放個人魅力，但創造者更有可能展現自己的天才。

問題三：個性和毅力至關重要

由于智商與成就之間的相關性很低，即便是正相關性，其中也必然涉及與智商無關的其他心理因素。考克斯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除了評估那301個天才的智商之外，她還以高質量的傳記數據為標準，選取了一個100人的子集，然后基于67種個性特質對他們進行了衡量。結果表明，動機性特質尤為重要，而其中，毅力的重要性更在其他特質之上。正如考克斯所言：“高但非最高的智商，加上最大的毅力，這種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將高于那些智商最高而毅力稍差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高成就者是成就超出預料的人，他們的卓越千姿百態，不單單是源于他們的智商。自然能力不僅包括智力，還包括激情和毅力，或者是當代心理學家所說的“決心”。

問題四：欺騙性評估

考克斯作弊了！我的意思是，她不是有意為之，但她還是作弊了。她評估出來的智商分數并不能跟特曼的相提并論。這不僅是一組分數相對于另一組太高或太低的問題，而是兩組測量的并不是相同的東西，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相同。一方面，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評估的是一個人在基本認知技能以及基本學術技能上的掌握和發育情況，前者包括記憶能力和推理能力，后者則包括眾所周知的“3R”。按照預期，幾乎每個人都應該在他們成年時擁有這些基本技能。體現出一個人比另一人更聰明的，主要是掌握這些技能的速度。一個智商200的5歲兒童能夠掌握普通人直到10歲才能學會的東西，但除此之外，他們并無多大區別。另一方面，考克斯的智商評估通常是基于那些即使在成年人身上也很少見的技能。由于這些技能是針對特定的創造性領域，因此，把兩邊的分數拿來比較就好像是在比較蘋果和橘子，或是芹菜和洋蔥。

不管兩者之間差異如何，智力并不是成功者和非成功者的決定因素。

在大多數字典中，“天才”這一條目擁有多個定義，智商測試得分超過140并不是唯一的條件。《美國傳統英語字典》也給出了一個定義：“天生智力超群，在藝術、思想或實踐領域最為出眾的人；天生富有想象創造、原創思想、發明或探索發現的非凡能力。”這個定義絕對適用于考克斯選取的301人中的頂尖創造者，但它卻不適用于特曼選取的那1,500多位特曼人。如果你足夠聰明，能在智商測試中獲得140乃至更高的分數，那么無論如何，請去做一次這樣的測試。鑒于你在2歲時就可以接受測試，如果可行的話，那或許是最好的選擇。一個2歲孩子能做3歲孩子的事情，并不是十分困難。你可以在蹣跚學步時接受測試，然后余生都享有天才之名的榮耀。

但如果你拿不到那么高的分數，即使經過多次測試也不行，也沒有必要絕望。你只需要選擇一些“藝術、思想或實踐領域”，然后憑借一些“想象創造、原創思想、發明或探索發現”，實現卓越。不可否認，第二條道路似乎更加艱巨，甚至需要一輩子時間才能走完，但至少，你可以不用再接受任何智商測試了！此外，你的天才之名更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真正的天才所制造的影響，要比一場測試更加深遠，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記歷經數十乃至數百年，都不會磨滅。

作者迪恩·基思·西蒙頓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心理學系的知名教授，本文摘自他的著作《天才檢查清單》。翻譯：何無魚

審校：李莉

編輯：漫倩

來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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