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監管加密貨幣交易所？_比特幣SV

《核財經》App編譯Binance把BitcoinSV退市后不久，CoinDesk顧問邁克爾凱西(MichaelCasey)就發表了一篇見解深刻的專欄文章，討論幣安這種退市行為是否等同于審查，交易所是否應該保持高標準的中立，以及為了達到這個結果，監管是否有必要。

他的理念是，由于大型加密貨幣交易所在該行業中扮演著如此關鍵的角色，它們不應被允許任意的歧視某個加密資產，而應該受到監管，以作為中立的平臺運行。”

但如果你咨詢任何一位監管專家，他們都會告訴你，中立既不是市場的自然狀態，也不是監管機構的必然要求。

因此，凱西所倡導的那種能夠拯救比特幣SV的監管，可能不會很快出現。

我們早就明白，中立并不是市場的自然狀態。當有大量的選擇和人們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時，是否中立就不重要了，但當某樣東西太少時，瓶頸資源的所有者往往會變得片面，不會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

外媒：香港金融監管機構本周討論了如何解決加密公司開設銀行賬戶面臨的挑戰:6月16日消息，據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報道，香港金融監管機構已于本周一召集銀行、加密平臺和其他行業參與者在一起，主要討論如何解決加密公司在開設銀行賬戶方面面臨的持續挑戰。這是香港監管機構自 4 月下旬以來第二次推動銀行更多參與加密領域的會議。[2023/6/16 21:41:23]

當第一個電話網絡問世時，他們壓制競爭對手的設備和服務，甚至任意拒絕呼叫服務。微軟視網景瀏覽器為威脅并加以破壞。在iPhone問世之初，蘋果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也同樣屏蔽了Skype。我們還能找到很多類似的例子。

在所有這些案件中，監管機構是否都被找來救場?確實是。電話網絡被監管機構指定為共同的承運商，它們有義務提供非歧視性服務;反壟斷監管機構迫使微軟放棄將網景擠出市場的做法;在聯邦通信委員會威脅要采取行動后，蘋果和AT&T取消了對Skype的限制。

看起來只要監管機構發揮作用，就能恢復平臺的中立。但事實是，盡管偶爾會出現這類調整，但在市場和監管行動中，中立仍然是一個例外而不是規范。

FIBA提問：15個比特幣你如何選球員？郭艾倫周琦上榜:金色財經報道，國際籃球聯合會（FIBA）亞洲杯官方更新社媒，拋出了“用15個比特幣組建陣容”的話題。“你會用哪些亞洲球星來組建你的最佳陣容？”FIBA亞洲杯官方社媒寫道。其中，郭艾倫出現在了得分后衛的位置上，需要用最多的5個比特幣來選擇。出現在中鋒位置上的周琦，需要用2個比特幣選擇，而在中鋒位置上，比特幣最高的是哈達迪。[2022/6/28 1:35:49]

部分原因是，法律實際上承認非中立并不完全是壞事。背離統一做法的能力使企業能夠在市場中脫穎而出。不是所有的雜貨店都有相同的產品，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把它們放在同一個貨架上，這種差異有助于消費者和生產商滿足多樣化的需求。

即使是極端的差異化，比如在市場上獨一無二的排他性協議，也可能是好事。例如，任天堂的獨家游戲機協議將流行游戲與任天堂的游戲機捆綁在一起，從而加劇了競爭，從而幫助推動了整個行業的發展。

這并不是說這種歧視做法沒有缺點。但在現代市場驅動的經濟體中，一個標準假設是，監管也會扭曲市場，因此，制定監管規則需要證明，那就是沒有這些規則，市場的表現將明顯更糟。

高盛：探索如何確定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資產的“基本面”:本周，高盛經濟研究團隊的Zach Pandl和Isabella Rosenberg發布報告，探索了如何確定加密資產的基本面問題。報告指出，將加密資產等同于黃金是確定其基本面的常見框架，但除此之外，加密貨幣價格也與其底層分布式網絡的價值有關。報告使用區塊鏈地址估算網絡用戶數量，并與貨幣市值進行比較，觀察到：“市值與網絡規模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性”，且相關性超過1。他們基于歷史數據計算出的平均增長曲線接近價值=用戶數的1.4次冪，這給出了一個利用基本面作為市值參考的基準比率。基于該推斷，報告指出BTC的市值遠大于基本面，其基于用戶增量的價值（基本面）與市值相比存在嚴重偏差。過去幾年，比特幣市值較2018年平均水平上漲520%，但網絡僅增長60-100%。報告認為這一偏差意味著要么比特幣現在被高估，要么2018年被低估，要么兼而有之。但報告也指出，除基本面因素外，加密貨幣上漲還有眾多其他因素，包括情緒，以及它作為一種快速致富的新方式的吸引力。但投機交易帶來的網絡活動增加并不能完全反應基本面的改善，因為平臺并未獲得更高的經濟價值，要使加密貨幣網絡具備可持續價值，活動需要由非投機性用例驅動，而目前此類用例十分缺乏。（雅虎財經）[2021/7/21 1:06:15]

為了決定Binance或任何交易所是否應該保持中立，不歧視任何加密資產(無論是加密貨幣、加密衍生品還是其他)，監管機構將考慮一系列因素。

聲音 | 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如何利用區塊鏈改變企業未來: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在近期參加的活動時提出：產品會被場景替代，行業將被生態覆蓋。海爾以區塊鏈為載體，以分布式賬本彼此間分享基于物聯網的數據資源，一方面不斷優化用戶體驗，一方面所有生態攸關方均得到增值，多方共贏。海爾依據自身優勢在區塊鏈領域展開了3個方向的探索：第一，以先發優勢，參與制定區塊鏈標準；第二，以延伸效應，賦能產業生態；第三，以區塊鏈思維，變革組織結構。（IT168）[2019/11/19]

影響力

對平臺的監管最決定性的因素是其持續的壟斷權力或市場主導地位。如果用戶和/或加密貨幣不能或實際上不會轉向其他平臺，監管機構通常會對平臺實施中立規則，以防止占主導地位的平臺剝削它們。

如果Binance是一家壟斷交易所，那么將某種加密貨幣摘牌將導致它退出市場。或者，如果從Binance轉換到另一個交易所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卻步，那樣Binance的用戶和特定加密貨幣也會被Binance的決定所困擾。

但在SV的個案中，這兩個條件都不成立。比特幣SV可以在很多交易所進行交易，與Binance簽約并不會阻止用戶在其他交易所進行交易。換句話說，比特幣SV和用戶都有多種選擇。

動態 | 美國大學不知如何處理所得數字貨幣捐款:據Cryptoticker消息，美國大學處于數字資產捐贈的接收端，每年以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資產形式接受捐贈的美國大學名單繼續增長。然而，似乎并非所有大學都非常熱衷于接受不熟悉的資產作為捐贈，許多大學都不清楚如何處理他們所獲得的數字貨幣資金。[2018/10/18]

從這個意義上說，比特幣SV與紐交所(NYSE)或納斯達克(Nasdaq)上市公司的地位不同，因為總體而言，公司只在一家交易所上市，如果將它們摘牌，就意味著它們將不再公開交易。

傷害和市場扭曲

拋開影響力不談，像Binance將比特幣SV摘牌這樣的決定，是否會損害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標，比如市場穩定和效率、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以及資本形成?

如果受到質疑的行為威脅到公共利益，而且是經常發生的，并且沒有好的替代方案能夠遏制這些行為的長期影響，那么監管就更有可能實施。

目前，形勢仍不明朗。首先，監管機構仍在努力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加密資產是否構成金融市場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那么就沒有法律依據讓加密貨幣交易所接受金融監管。

假設監管機構確實認為加密資產是金融市場的一部分，那么受到質疑的行為頻率也很重要。加密貨幣被摘牌并非聞所未聞，但也不是很常見。目前并沒有精確的公式來計算觸發監管的閾值。就網絡中立性而言，或許不到5個這種例子就足以啟動監管程序，但事實上，就隱私保護而言，像Facebook這樣的科技巨頭已經無數次違規，但尚未導致監管。

另外，我們也不知道讓某種加密貨幣退市的危害有多大。當傳統證券交易暫停時，它們實際上就從市場上消失了，或許是永久地消失了。而像比特幣SV雖然已從Binance退市，但它仍在另外7家交易所交易。

當然可以肯定的是，在4月15日宣布退市后，比特幣SV的價格大幅下跌(從4月14日的73美元跌至4月15日的55美元)，對其中長期流動性和聲譽的影響尚未得到計量(可能前景黯淡)。

這進而可能對投資者的財務狀況產生嚴重后果。

但監管關注的是廣泛的影響，而不是單個參與者。關鍵不在于比特幣SV的具體命運，而在于退市實踐對市場整體穩定的影響。如果退市被視為一種正常的商業行為，其風險由投資者承擔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退市被認為是操縱市場或欺騙投資者，那么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只有后者才能引發監管。

信息不足

只有當所有各方都充分了解情況，評估自己的選擇時，市場才能有效運作。

如果投資者擁有完美信息，那么他們對比特幣SV退市的反應將反映在他們最新的評估中，也就不需要監管來保護他們免受任何影響。任何價格、聲譽和流動性的波動都將與投資者的充分而準確的信念相對應，而Binance的操縱將是不可能的。

顯然，無論是在這個個案中還是在其他任何市場，情況都不是這樣。完美信息是現代經濟中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最不現實的假設之一。

但是，解決信息不足的明顯辦法是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透明度，而不是中立。不同之處在于，透明度使行動者能夠做出(可能更好的)選擇，而中立本身就是一種選擇:它規定了一種特定的處理(即不歧視)。監管機構通常希望從透明度著手。如果沒有效果，他們可以升級為中立。如果仍然無效，它們甚至可能規定上市和退市的規則。

不平等議價能力和反競爭行為

不受監管的競爭性市場背后的主要理念是，參與者之所以表現良好，是因為市場力量對他們進行了約束。然而，如果競爭對手(其他交易所)、加密資產或客戶所能施加的競爭力較弱，特定交易所就可以不受約束地采取損害他人的行為。

想想看，與比特幣SV相比，比特幣的市值、交易速度和流動性都要高得多，交易所要將其摘牌會有多么困難。

顯然，比特幣對交易所來說更有價值，因此交易所對待比特幣的方式受到了更嚴格的限制。實際上，大多數加密貨幣遠沒有比特幣那么重要，而且它們沒有統一的機構參與者的支持，這進一步削弱了它們的議價能力。

大型投資者可能也會產生類似的約束能力，因為交易所不希望失去能夠產生大量交易的投資者。這點要能起作用，意味著加密貨幣的所有權需要集中在大型投資者手里，并且這些投資者是活躍的。例如42%的比特幣屬于最頂層0.01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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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及的因素忽略了監管的一個重要方面:歸根結底，這是一場游戲，而不是學術活動。如果傾向于監管，那么無論上述因素如何權衡，監管都是最有可能的結果。我們甚至給它起了個好聽的名字:新制度主義。

作為行政部門的一項職能，監管受制于壓力，并圍繞利益集團展開。新興的、不成熟的市場，如加密資產市場，通常會受到現有監管機構和公眾利益的影響。

他們被現有的權力機構(在美國，是美國證交會(SEC))俘獲，因為他們已經參與其中，通過擴大影響力，他們證明了自己的存在。覆蓋面的擴大和活動的加強使監管機構有資格獲得更多的資金和更高的評級。看看歐盟委員會這個全球反壟斷和隱私執法者，如何針對谷歌和其他類似機構就知道了。

新興市場也更有可能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受到監管，這既是因為人們在新的市場環境中通常更容易受到沖擊，也是因為行業利益尚未發展出游說能力。這使得該領域明顯站在公眾一邊，而公眾通常被視為弱勢一方。

區塊鏈市場已經浮現一些行業協會(EEA,PTDL,ISDA)，但似乎沒有一個能代表交易所的集體利益。相反，監管機構的興趣和草根階層對加密資產的支持似乎更為強大。

因此，說到底，問題不是加密貨幣交易所是否會受到監管，而是如何監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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