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相對論|深圳獲準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發展轉折點or落地新機會_COMP

深圳獲準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發展轉折點or落地新機會。本期邀請到了銀湖論壇發起人、深圳科創委數字貨幣國際合作研究課題負責人包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歐陽敏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位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繼曄，共同探討央行數字貨幣與深圳數字貨幣研究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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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宇：深圳開展的數字貨幣研究不是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也不等于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

歐陽敏：中央政府對數字貨幣的態度是積極的探索，謹慎的研究風險。深圳先行探索數字貨幣應著重于開發并且在我國金融開發中發揮積極作用。

胡繼曄：深圳先行研究數字貨幣可以加速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互融合

佟揚：我們第一位要請出的是@包宇深圳數字貨幣國際研究項目

包宇，TrueDigitalFoundation董事，創始人，深圳銀湖論壇發起人，在華為，中興通訊等企業有十五年以上產品研發，創新孵化和投資管理高管經驗。2014年至今任聯合國亞太數字經濟工作組委員，2016年至今負責深圳市科創委“數字貨幣”國際合作研究課題，申請數字貨幣，區塊鏈和AI領域中國和PCT國際專利二十多項，在《中國銀行業》《電信科學》等發表論文多篇。歡迎包總~

包宇：深圳開展的數字貨幣研究不是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也不等于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

佟揚：給您的第一個問題是：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提到，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如何理解文件關于"數字貨幣研究和移動支付"的意思？在您看來，文件提到的數字貨幣內涵是什么？區塊鏈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有哪些？

包宇：我覺得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總體來說我也有點意外，因為國內，特別是央行的數字貨幣研究項目一直是比較低調的，我最早關注這個領域是2014年，當時我在國外合作的一些科技公司創始人，搞信息安全和密碼學的，說我應該關注下數字貨幣，我說為什么，他們說你們國家央行的研究團隊現在開始全球低調的調研了。

我看了下，發現這個技術很顛覆，2015年我和深圳科創委的領導談到這個技術，深圳的領導對新技術都很感興趣，但是他們估計這個技術可能要10年，20年以后落地，以為太顛覆，不過他們希望我做一些事情，于是2016年就立項做一些研究，特別是跟蹤國際前沿的研究。

然后2016年初，周小川行長接受媒體采訪，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央行有這個項目。

所以，這次深圳先行示范區的文件，提出“數字貨幣”，我覺得第一個，應該不是指比特幣這些加密數字貨幣，提出這個之前，央行在深圳有一些布局。但是，我想也不是100%等于央行的項目，否則可能就沒有必要在這個中央級的文件里面提。

央行相關負責人近期有一個演講，提出央行的“雙層架構”，就是在央行頂層，簡單理解，是管一個額度。在各個面對C端用戶的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可以用不同的技術來實現“數字貨幣”，包括區塊鏈，和非區塊鏈的，都可以。央行沒有指定具體必須用哪個技術路線，而且，每種技術路線，都需要接受實用的檢驗，必須萬無一失。所以在技術和市場兩個領域，央行的這個架構，是給出了很大空間的。

我們自己研究項目，也深入研究了幾種不同的實現方式。

區塊鏈，肯定也是重要的一個技術路徑。

法定數字貨幣，在技術層面，我理解最重要的是“萬無一失”，這個難度還是很大的，因此我想還有足夠的時間空間，留給所有機構去探索。

包括區塊鏈行業，這幾年也有很大技術積累，我覺得很多機構都是有機會的。

佟揚：那總結您的觀點來說，意見里所說深圳開展的數字貨幣研究，第一肯定不是比特幣，第二不是100%等于央行數字貨幣項目，第三區塊鏈是技術路徑之一

金色相對論 | William：Compound與Fcoin機制設計上的顯著不同在于是否有分紅機制:7月16日消息，在今日舉行的金色相對論中，針對“DeFi項目總市值快速增長的市值是否合理”的問題，OKEx Research首席研究員William表示，DeFi項目總市值的迅速增長出現在Compound發行COMP之后，是由Token激勵帶來市值和交易量的上漲。其實大家不需要對“流動性挖礦”過度神話，其本質是一種用戶補貼，這種快速增長的市值從中長期看并不可持續。Compound項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發行的COMP價格一路高漲；但同樣的，如果COMP代幣的價格降低或放緩，用戶就沒有了繼續在Compound上“提供流動性”的動力，進而會減少在平臺上的借貸交易。

剛剛提到Compound與Fcoin的區別，雙方在機制設計上有一個顯著不同：Ft當時有分紅機制的，即持有Ft可享受交易費分紅，但Compound沒有。Fcoin的暴雷很大程度上是由分紅機制引起的---當時Fcoin的后臺財務系統沒有建設好，導致分紅出現問題，Fcoin產生很多虧損。

分紅機制可以增加用戶對Token本身的粘性，但容易帶來財務風險；COMP去除該風險，但卻少了用戶粘性，所以COMP的繁榮時間變得更短，僅僅只有半個月的時間。

由于COMP每天發放的數量固定，隨著平臺借貸規模的不斷上漲，每借貸出價值一美元的資產，其所能分配到的COMP數量將會下降。當用戶借貸能獲取的COMP收益低于所需支付的成本時，類似開始十天的瘋狂增長便會放緩。因此大家可以看到，COMP的神話持續時間僅僅是6月下半旬，無論是Comp價格、交易量，還是鎖倉價值。[2020/7/16]

包：對，因為技術和應用，還需要時間打磨，現在央行更多像一個裁判，而不是運動員。

佟揚：第二個問題是：當今時代各類數字貨幣的快速迭代引發各方重視，監管也面臨各種挑戰，同時也刺激國家層面的研究與發展“動作頻頻”。應該如何理解當前數字貨幣與加密貨幣監管的不同？您如何看待當前數字貨幣和數字經濟的監管現狀與后續合規發展？創新與監管的平衡應該如何把握？

包宇：法定數字貨幣與民間加密貨幣，都面列全新的監管和合規的課題。

法定數字貨幣，從我們了解的情況看，最初央行是設想過由央行頂層直接發行和管理的，而且考慮過“不基于賬戶”的形態，這是法定數字貨幣最高級的一種形態。但是這樣很快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業務可能就沒有了，因為鈔票在你手機里面，和在銀行沒有區別，甚至還更方便，這是以前紙幣和網銀沒有出現過的情況。二是跨境的問題，以前的貨幣跨界監管就不行了。所以目前，央行決定，自己不直接碰流動的法定數字貨幣，由面向客戶的機構來做，這個有點像穩定幣和Libra的模式。

民間加密貨幣，這個就不用說了。但是我想講下美國和瑞士兩個不同的監管思路。美國其實是比較嚴肅的，他準備用立法的方式來解決，但是發行立法很困難，涉及面太廣，還涉及到華爾街一百多年的傳統。我想講下瑞士，Libra也準備注冊到瑞士，我們有個機構也注冊在瑞士，剛剛完成和瑞士金融監管局的談判。我每次去瑞士都遇到美國項目團隊去那落地。

瑞士的思路，是把區塊鏈和加密貨幣監管當成一個傳統的金融業務來看，但是一事一議，可以豁免，可以增加，合規相關的條款，他不是回避，而是主動的接觸市場。這個和新加坡和香港還不一樣。可能瑞士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動服務的政府機構，當然這個需要極大的經驗和判斷力。

我們中國會怎么做？

我想既不是美國，也不一定是瑞士。而是“改革”的模式，就是在特定范圍，特區區域，可以允許一些探索，然后總結經驗，錯的改正，對的肯定。用“實事求是”的辦法。

數字貨幣，區塊鏈，新事物允許探索，但是不能危害金融穩定，不能損害用戶利益。這個問題我想這樣回答。

佟揚：好的，謝謝，給您的第三個問題是：作為中國改革創新的重要試驗田，深圳一直承擔著“創新”的重要角色，吸引著眾多創新創業的人才進駐。那么此次深圳獲準開展數字貨幣研究，對創新創業和投資發展的機會有哪些？

金色相對論 | 微觀科技陳志遠：產業區塊鏈是互聯網3.0時代升級的必然趨勢:在今日舉行的金色相對論中，針對“國家、企業、個人及如何協同促進區塊鏈產業的健康落地”的問題，微觀科技微觀互聯創始人陳志遠表示，首先，產業區塊鏈是互聯網3.0時代升級的必然趨勢。互聯網3.0的核心是構建可信互聯網。可信互聯網的技術基礎就是區塊鏈。區塊鏈的出現對現有的經濟、社會及生活領域都具有潛在的影響。區塊鏈并不是簡單的在原有的產業中增加數字化協同效率，而是通過一種技術－經濟范式，為產業和商業活動提供基于價值互聯的基礎設施，帶來一次生產關系變革的巨潮。而區塊鏈的分布式和加密等機制確保在保護數據隱私的前提下在多方之間建立信任，是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催生生產關系變革的有效力量。其中國家背書，企業是生產力，個人是消費端，三者缺一不可，構成互聯網3.0時代的生態閉環。[2020/6/3]

包宇：好的，首先可以肯定，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是一個大趨勢。我覺得目前的民間加密貨幣，包括交易所等等，雖然已經顯現巨大的財富效應，但是還是一個小的領域，比起真正的銀行金融服務，工業4.0都還是很小的，真正解決了底層技術和監管框架以后，還有廣闊天地。

大家可以眼光放長遠，未來真正是萬億級的市場。

現在需要的是技術的研發，包括共識機制，加密技術，等等。

深圳這次也特別提出人才的問題，需要匯聚世界級的人才。

這次字眼很有意思，“數字貨幣的研究”，“移動支付的創新應用”。

我認為數字貨幣和區塊鏈，和互聯網不同，可以理解為下一代的“軟件經濟機器”，這個效率和影響力，會超過目前的互聯網商業模式。特別在應用端，目前區塊鏈行業是占有先機的。謝謝。

佟揚：包總的分享今天給到我們很多新的信息，更讓我們從另一角度驗證了行業發展的無限未來，感謝包總！

歐陽敏：深圳先行探索數字貨幣應著重于開發并且在我國金融開發中發揮積極作用

佟揚：接下來我們要請出的是清華大學的歐陽教授～

歐陽敏，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之后在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系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畢業后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經濟系擔任助理教授，并在美聯儲各大分行研究部任訪問學者。現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來專注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國經濟影響的量化估計，以及中國金融市場的基礎和制度基礎。

歐陽敏：大家好啊，我在東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間隙中來為大家作此次分享。

佟揚：感謝歐陽教授～給您的第一個問題：此次中央發出的《意見》明確表態助力深圳在國內乃至全球金融開放競爭中率先搶占制高點、贏得主動權。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您認為深圳此次將探索出的數字貨幣發展的新路徑方向有哪些？

歐陽敏：這個問題很復雜，作為一個宏觀學者，我應該有的立場是中立并審慎客觀。我接受金色財經的邀請的時候就強調了，學者是旁觀者，所以我是今天的配角，企業家是弄潮兒，他們才是主角。

深圳未來能探索出什么樣的數字貨幣發展路徑，需要各位弄潮兒來探索并實現。這個探索過程中，必須確保和政府的良性雙向溝通，遵守各項法律法規，把握好時代機遇，同時規避風險。

簡言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我對數字貨幣的理解是：這是一項全新的技術。中央政府對這項技術的態度是積極的探索，謹慎的研究風險。

任何新技術的發展應用，肯定要符合宏觀政策大方向。習總書記說了，要“正確把握金融本質，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從宏觀角度上來說，金融的本質作用就是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包括支付手段方便快捷安全的實現。

數字貨幣的一個功能，就如周小川說過的，支付的快捷安全方便，但是任何支付功能都可能衍生其他的功能。這里面就涉及的機遇和風險。

金色相對論 | 肖臻：央行的數字貨幣與Libra的區別主要還是潛在應用場景的不同:在今日舉行的金色相對論中，關于“央行的數字貨幣與之前facebook準備推出的Libra相比，在技術上有什么區別”北京大學計算機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肖臻表示，目前官方還沒有公布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細節，一種說法是將在技術上保持中性，既不排斥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實現，也不排斥其它實現方案。Libra已經公布了初步實現代碼，這個代碼還有很多不夠完善的地方，但是看得出來是基于區塊鏈技術實現的，類似于聯盟鏈。技術區別主要還是潛在應用場景的不同。Libra聲稱的目標1000 TPS，也就是每秒鐘處理一千個交易。它目前的開源版本還遠遠達不到這個性能，但是即使我們假設將來它達到了這樣的性能，跟國內雙十一、春節搶票這樣的場景相比，在性能上仍然要相差好幾個數量級。所以，我覺得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在技術實現上比較大概率會更像傳統的分布式系統，而不是比特幣那樣的區塊鏈記賬方式。Libra目前設計的性能指標無法直接應對廣大消費者，當然將來可能通過分片、分區等技術提高性能，但是也很難提升到為27億facebook用戶服務的目標。[2019/8/15]

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學者，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數字貨幣這項新技術有沒有可能幫忙解決我們現在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

習總書記說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句話從學術角度上來看，有一層重要的意思就是資源的有效配置。

任何國家、經濟體都希望資源能夠實現最優化配置。簡言之，就是最有效率、最有潛力、最需要的企業和個人獲得資源來進行進一步的發展。這可以說是一切經濟發展的基本基礎。但是呢，資源錯配在全世界范圍內，包括中國，都廣泛存在。這里面有機制原因、歷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比如說，我們經常提的民企融資難，中小企業融資難，還有部分老百姓貸款難。這些問題政府都看到了，也一直在積極的想辦法出臺政策解決，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實施起來有難度甚至會帶來新的風險。

我們過去經常出臺一個政策，鼓勵商業銀行給民企發放貸款。這種一刀切的政策實施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可能就會把寶貴的金融資源發放給了不那么有效率的公司或者企業。因為民企也有賺錢的虧損的，發展潛力大的和發展潛力小的，風險高的和風險低的。再比如說，我們要發展“普惠金融”。但是普惠金融是金融行為不是慈善行為，不能簡單的一刀切為給貧困地區發放貸款。西方還有東南亞的一些經驗已經表明了把錢貸給未來根本無法償還本息的企業或者百姓只會引發金融危機。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數字貨幣這項新技術在解決這些現實問題中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路徑。

具體來說，我希望這個新技術能夠幫助識別有效率的企業、賺錢的企業、發展潛力大的企業、為宏觀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發展前景的企業，這些企業可以是民企也可以是國企。讓資源流向他們，伴隨著合理的風險定價，從而優化資源配置，降低扭曲，也就是實現習總書記說的“把握金融本質，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具體形式在技術上怎么實現，我就把這個問題交給各位企業家和技術專家了。但是宏觀方向上來說，其根本目的必須還是要優化資源配置和支付手段。

簡言之，我們不是為了數字貨幣而研究數字貨幣，研究發展數字貨幣的根本目的是優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降低金融扭曲。大白話就是，研究數字貨幣的根本目的是服務實體經濟和老百姓，降低并規避風險。而不是帶來或者擴大風險。

佟揚：第二個問題是：早在2014年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便已提上日程，深圳此次獲中共中央支持先行試驗契合發展。在政策明朗的條件下，在此次推動互聯互通中，深圳各方應該如何把握機會又應該注意防范哪些風險?

歐陽敏：機會肯定是和風險并存的。機會越大，風險越大。

央行從2014年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團隊，對數字貨幣發行和業務運行框架、數字貨幣的關鍵技術、發行流通環境、面臨的法律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研究。近期除央行多次發聲外，“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還被寫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里。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提到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等創新應用。

金色相對論 | 度小滿金融李豐：將區塊鏈技術作為數字化資產的載體是目前比較有可行的方向:在本期金色相對論之“Dapp游戲”中，針對金色財經內容合伙人佟揚“區塊鏈游戲該如何打破用戶大多為持幣者的局限”的提問，度小滿金融（原百度金融）區塊鏈負責人李豐表示，把問題限定到區塊鏈游戲這個領域，其實應該從游戲屬性上入手：簡單來說，分析普通用戶、非持幣用戶的需求，用產品滿足他們的需求，同時將產品跟區塊鏈技術實現有機的結合。包括利用區塊鏈技術的分布式賬本功能、數字化資產、激勵機制等等，都是潛在的結合點。

受區塊鏈技術以及產品使用區塊鏈技術能力的限制，做起來技術上困難重重，當前我們看到，將區塊鏈技術作為數字化資產的載體、利用激勵機制，這種輕量級的結合，游戲歸游戲的，愷撒的歸愷撒，是目前比較有可行的方向，很多行業同仁也是在往這方面做。一開始就上真正Dapp區塊鏈游戲，還要用戶體驗好，目前不現實（從整體項目架構上，我們目前也是提倡用混合架構mixApp或hyperApp，whatever，目前能夠在游戲體驗和區塊鏈技術層面實現較好的平衡）。[2018/12/3]

我個人覺得深圳在央行已經進行的研究框架和背景下，需要強調的是實踐和應用。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的改革開放成果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摸出來的。往前一步，發現了問題，可以再退回來。但是不往前，就發現不了問題。所以，機會和風險并存。機會在于，往前一步，可能發現一片新的天地。風險在于，往前一步，可能發現是很大的風險。

深圳怎么配合并支持央行已有還在積極進行的研究呢？用我們學術語言來說，研發研發，研究和開發，央行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深圳這塊試驗田著重的是開發。這兩者缺一不可。

機會當然是很大。習總書記多次強調：“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我個人覺得數字貨幣這項新技術最大的機會在于，是否可以在中國的金融開放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還有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在時間上有一個巧合，就是我們都看到的最近香港發生的一系列暴力活動。

這些活動已經給香港的金融機構帶來了壓力，很多金融機構都在考慮未來是否要離開香港。

搬到哪里去呢？新加坡在他們考慮之中，是不是深圳也可以在考慮之中呢？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香港一直在我國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個地位很大程度是金融上的。比如2019年上半年，我們實際利用外資是707億美元，其中的501億美元來自香港，這是超過了70%的占比。

香港在中國經濟中的的這個位置在未來會不會動搖？這是一個大家都密切關注的問題。

無容置疑的是，深圳需要研究如何在我國接下來的進一步的金融開放中發揮一個積極的作用。這其中包括抓住機會，比如有沒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擔香港今天的職能？

當然也要規避風險，現在我們意識到的數字貨幣的潛在風險包括非法集資還有洗錢等犯罪行為。在未來肯定還會發現更多的風險。

簡單來說，機遇要靠嘗試來發現，風險也通過嘗試才能規避。深圳就應該做第一個吃螃蟹的。

佟揚：給您的第三個問題是：深圳此次獲中共中央支持先行試驗契合發展,政策實施的關鍵點在哪里？又會為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哪些改變？

歐陽敏：這個問題我最感興趣了。

創新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發展任何一項新技術，最關鍵就是吸引最優秀的人才。

吸引了最優秀的人才，給他們一個寬松、支持、理解的環境，他們能做出奇跡。

美國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吸引了全球最優秀的科技人才。最近幾年，伴隨著全球貿易摩擦、西方民粹主義的抬頭，現在美國的人才環境已經大不如前。

金色相對論 | 相里朋：區塊鏈溯源防偽應與創新技術結合:在本期金色相對論中，關于“區塊鏈溯源防偽的應用和意義”這一問題， 工信部電子五所高級工程師相里朋表示：溯源防偽技術早已成熟，業內早有成熟技術方案。個人認為，當前業內溯源上應用區塊鏈更多是個噱頭，多應用區塊鏈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特性構建場景，沒辦法解決業內存在的問題，如虛假數據上鏈。呼吁大家不要神話技術，區塊鏈（分布式賬本技術）只是一種價值傳遞的基礎架構、一種底層軟件協議，并不適合所有應用場景，不是拿來解決所有問題的，單獨強調區塊鏈并無意義，只有其他技術融合，在實際業務場景中應用創新，才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此，業內是不是應該換個思路去考慮溯源防偽，想想創新應用模式，應用區塊鏈是為解決實際問題，從痛點出發，而不是為了上鏈而上鏈，扯著旗幟背地里去融資發幣。[2018/8/2]

我們也看到新聞報道了一部分優秀的華人學者在美國遭到了一定的不公正遭遇。如果我國能夠抓住這個契機，創造一個能夠讓一流的人才放心、安逸的鉆研技術的政策和文化環境，就能夠最大化的把這些人才吸引回來，甚至可以在不久的未來取代美國的領先科技地位。深圳在這方面可以做一個先行試驗田。

怎么吸引人才呢？需要落地的人才政策有哪些？最基本的幾個：收入、住房、醫療、教育。

在收入方面，深圳政府已經先行一步宣布實施高端外籍人才個稅優惠政策：對在深圳工作的境外高端和緊缺人才繳納的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超過應納稅所得額15%的部分，將由深圳市政府以財政補貼的形式返還。也就是說，一個年薪100萬的高端人才，實際稅負將從45%降到15%。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這是提供了一個和香港個稅稅率基本相等的優惠稅率。

但是，這一項政策現在只限于外籍人才，日后是不是可以考慮進一步擴大呢？對相關高科技行業整體做一個稅收減免？

再一個，深圳需要建立一批和高科技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大學。

深圳有了華為等一大批世界一流企業，但是起碼在高校數量上還不能和北京上海相比。當然最近有了北大匯豐和港中大深圳校區。我們可以歡迎和鼓勵更多的高校，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學來深圳建立校區。同時還要鼓勵配套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醫院的建設。收入高、看病容易、讀書容易、教育質量好、研究環境好。最優秀的人才自然會流入。

人才流入了，經濟就會有動力，自然會欣欣向榮。從吸引高科技人才入手，配套的醫療人才、基礎教育人才也會涌入。

高科技行業搞起來了，其他行業也會連帶起來。這就是我們經濟學里常說的“溢出效應”。

所以，也許一些政策最初的直接受益者只是高科技人才，最終是所有的老百姓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益。

這個問題就答到這里，謝謝大家耐心聽我嘮叨。

胡繼曄：深圳先行研究數字貨幣可以加速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互融合

佟揚：非常感謝歐陽教授的分享，下面我們要請出今天的第三位嘉賓了～

胡繼曄，現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位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工學學士，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法學碩士，中國社科院國民經濟學博士。2010-2011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英國牛津大學法學院、商學院訪問學者，2019年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歡迎胡教授～

胡繼曄：謝謝邀請

佟揚：第一個問題是：國家對深圳提出了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的要求，這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和深圳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胡繼曄：關于數字經濟的話題，需要從6.29日習總在大阪的講話談起。

習近平在2019大阪G20數字經濟特別會議中指出：數字經濟發展日新月異，深刻重塑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面貌，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要共同完善數據治理規則，確保數據的安全有序利用。

再加上最近中央對深圳的重大決策，我認為深圳在數字經濟領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我最早1992年去過深圳，到現在27年了，期間多次去出差，最近一次是5月份，感覺深圳的發展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的數字經濟、互聯網的發展以騰訊為代表，取得了長足進步。

目前以互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融入到國內經濟社會各領域，正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伴隨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以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加速突破應用，為我國經濟轉型帶來新的挑戰與機遇。隨著信息互聯網時代信息的數字化的進程接近尾聲，傳統互聯網商業模式存在的主要日益凸現，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互聯網商業受制約于電商平臺信息孤島，削弱實體制造業商品流通主導權。

當前，企業產品線上銷售，總是繞不開壟斷產品與消費信息的電商巨頭平臺。海量的產品與消費數據掌握在這些電商中介巨頭手里。供應廠商在電商平臺銷售的數據、信用記錄，以及消費者購物行為信息，被封裝在淘寶中心化的大數據庫里。當商家想從一家電商平臺轉戰去另一家商城做生意時。但由于商業壁壘，原電商平臺不可能把自己賴以牟利的數據資源平白交付給另一家電商。同樣新電商平臺也不會接受難以考證真偽的外部信息作為自己商城經營的依據。廠商與消費者積累的大量數據無法平移。只能完全依附于各個電商平臺，而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一家電商轉戰到另一家，積累的一切數據只能清零。信息互聯網時代實體制造業在電商巨頭面前并沒有太多話語權。

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整個網絡正即將迎來由信息互聯向價值互聯演變的新機遇。區塊鏈技術，以其去信任化分布式記賬方式，實現了數據的不可篡改，保持了數據轉移過程中的一致性，可信性。為構建整個價值互聯網，提供難以替代的技術支撐。

如何借助由區塊鏈底層技術所構建的價值互聯網，加速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互融合。如何改變網絡信息被分割現狀，打破互聯網中介信息孤島，解除制約商品價值流轉束縛，加速商品任意流轉，改變傳統電商平臺分割營銷模式，讓網絡間的相互協作更便捷。

因此，此次國家對深圳提出了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的要求，這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和深圳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與傳統互聯網完全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深圳完全可能再誕生一個或者幾個與騰訊比肩的數字經濟世界級的企業。

佟揚：第二個問題是：請您從央行近幾年對數字貨幣研究的態度和進展談起，您認為此次中央在深圳試點數字貨幣研究是否預示著數字貨幣發展的春天？數字貨幣規模化落地還有多久？此外，這對加密資產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胡繼曄：我在中國政法大學一直講金融監管這門課，對數字金融最初就有一些疑惑：2014年的時候發現瑞波幣在實現跨國轉賬時可以繞過《反洗錢法》，就對數字貨幣本身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

也是在同一年，央行已著手研究發行數字貨幣，至今已有5年。2017年1月，央行在深圳正式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2018年9月，該研究所搭建了貿易金融區塊鏈平臺；截至2019年8月21日，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申請了設計數字貨幣的專利共74項。

就在前天，8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官方微信公眾號再次為數字貨幣發聲。其官微發布兩篇文章：《范一飛副行長：關于央行數字貨幣的幾點考慮》和《人民銀行支付司穆長春：中國央行數字貨幣采取雙層運營體系，注重M0替代》。同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布文章稱，數字人民幣既不是虛擬貨幣，也不是電子錢包。

自今年8月份以來，法定數字貨幣頻頻在官方表態中露面：

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視會議上表示將加快推進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步伐。

8月10日，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呼之欲出”。

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提到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等創新應用。

而擁有官方背景的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也在本月初發布招聘區塊鏈研發工程師和研究院的消息。

由此可見央行對數字貨幣研發的高度重視。

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定義是“基于國家信用、由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國家是貨幣形式發行的最高權力。其次，央行數字貨幣有國家信用支撐，價格波動較小，并不會對本國金融體系的正常秩序產生影響，我個人的理解是：很類似于數字錢包，比如余額寶或者財付通。

此前央行副司長穆長春在伊春論壇的發言中表示，“對老百姓而言，基本的支付功能在電子支付和央行數字貨幣之間的界限相對模糊，但央行未來投放的央行數字貨幣在一些功能實現上與電子支付有很大區別。”

他說：“以往電子支付工具的資金轉移必須通過傳統銀行賬戶才能完成，而央行數字貨幣可脫離傳統銀行賬戶實現價值轉移，使交易環節對賬戶依賴程度大為降低。”也就是說，央行數字貨幣既可以像現金一樣流通，也可以實現可控匿名，這是不同于余額寶或者財付通的地方，因為余額寶或者財付通的所有支付無法做到匿名，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是不足的。

可以把央行數字貨幣視為M0的替代，這是因為M1，M2已實現電子化、數字化，而現有流通中的現金容易匿名偽造，電子支付工具又不能完全滿足用戶對匿名支付的需求。因此，央行數字貨幣注重M0的替代，能夠平衡用戶對便攜、匿名的需要及現鈔屬性和特征之間的關系。央行推出數字貨幣，既不是虛擬貨幣或電子錢包，也不是替換現有的人民幣體系，而是對流通現金具有一定替代性的全新加密電子貨幣體系。

深圳可能是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最佳的試驗區。

佟揚：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國內外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態度差異？結合目前的發展狀況，國內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應重點在哪些方面發力？

胡繼曄：

監管首先要從數字貨幣的基本技術--分布式記賬來考慮。

分布式記賬技術是對復式記賬的一場革命。與復式記賬的同一交易被記兩筆或者兩筆以上的情況不同，在分布式記賬中被認可的交易信息將被確認形成區塊并記入所有參與者的“賬本”，區塊鏈上的每一個區塊都會被蓋上唯一的“時間戳”，該時間戳能夠證實特定數據必然存在于某個特定時間。在這種分布式記賬技術中，所有N個參與者記賬信息是完全相同的，篡改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在100人的微信群里有人發了只能10個人領的紅包，搶紅包的記錄在每個手機終端都是完全一樣的，“時間戳”記錄了這10個紅包被領取的準確時間和領取人，由于所有群友的終端都記錄了這個紅包的領取記錄，因而根本無人懷疑這個紅包的賬目是“假賬”。區塊鏈上發送比特幣的記錄也是如此，接收方可通過自己的私鑰接受比特幣，但在鏈上的所有人都記錄下了這筆交易，進而保證了同一筆交易的唯一性，即避免了雙重支付，如同紅包的數量設定為10個的話，無法領出第11個。分布式記賬確保了如果想要修改某個區塊內的交易信息即其中的一個“賬本”，就必須完成該區塊及其后續連接區塊的所有工作量，如同在所有群友的手機上修改紅包發放記錄，這種機制大幅提高了篡改信息的難度，使得“不做假賬”真正在技術上得以實現。

一些國際組織已經認識到數字貨幣的監管問題。

G20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在2017年提出的，鑒于金融技術的迅速發展，國際機構和國家當局應在其現有的風險評估和監管框架中考慮的金融科技問題，其中就包括數字貨幣的配置。

國際清算銀行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和國際證監會組織聯合發布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考慮到分布式賬本技術將在根本上改變資產的維護和存儲方式，該原則包含以下六項內容：第一，降低復雜性；第二，提高端到端處理速度，從而提高資產和資金的可用性；第三，減少跨多個賬本管理基礎設施的協調工作；第四，提高交易記錄的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第五，通過分布式數據管理提高網絡彈性；第六，降低運營和金融風險。

FSB于2018年確認了加密數字資產是一種私人資產，具有數字化交易方式功能和特點。FSB意識到加密數字貨幣底層的分布式賬本技術可能在未來大有益處，在證券結算、資產登記、交易報告和普惠金融等方面有廣泛應用，同時警惕地監控著加密數字資產相關的潛在金融穩定風險：加密數字資產的匿名特性可能導致無法找到違反監管規則的責任主體，帶來洗錢、逃稅等問題的加重。鑒于很多加密數字資產平臺在本質上是跨國界的，這些問題通常都需要國際協調，也需要國際標準制定機構認真考慮。

今年4月，金融穩定委員會再次發布《加密資產監管機構名錄》。該名錄提供了處理加密資產問題的FSB成員國監管機構及相關國際監管機構的信息，包括25個國家或地區的監管機構以及7個國際組織。在該名錄中，FSB認為中國加密資產的機構包括網信辦、工信部、部、銀保監會、證監會以及中央銀行。

美國對于區塊鏈、虛擬貨幣、ICO的監管主要是在其《證券法》的框架之內的。2017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根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要求所有的ICO除非得到豁免，否則必須進行注冊。2018年，SEC發布《投資者公告：首次代幣發行》，確認代幣有可能成為證券，不論是以數字貨幣、代幣還是其他名義開展的違法違規行為，都要進行穿透分析。涉及“匯款”(法幣和加密貨幣)的所有服務都必須遵守AML和KYC標準。

2016年6月2日，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發布《分布式賬簿技術應用評估》報告，討論在證券市場使用區塊鏈技術的可能性。歐盟各國監管機構普遍遵循“技術中立”原則，按照金融本質而不是技術形式實施監管，對屬于金融領域的業務活動實施“穿透定性”。2018年5月25日，關于個人數據信息保護的歐盟新一代制度規范《一般數據保護條例》全面施行。

歐洲央行還對數字基礎貨幣進行了評估。

數字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中央銀行的負債。歐洲央行認為在考慮向非銀行用戶發行數字基礎貨幣之前，必須了解數字貨幣對價格穩定的影響。并且，對于數字基礎貨幣的價值需要基于以下原則進行評估：技術安全；效率；技術中立；用戶可以自行選擇支付方式。如果選擇向非銀行用戶提供數字基礎貨幣，數字基礎貨幣是基于賬戶或價值、提供數字貨幣的方式、數字基礎貨幣的利率、數字基礎貨幣技術都是需要仔細權衡分析的方面。對于歐洲央行而言，如果向非銀行用戶發行數字基礎貨幣會導致監管履行不能，為避免負面影響，歐洲央行可能還是不會改變目前的做法。

可以發現，國際上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基本上已經形成了大致的框架，值得我國借鑒。

我國的香港證監會于2017年9月發布《有關首次代幣發行的聲明》，表示雖然一般ICO發行或銷售的數碼代幣被視為“虛擬商品”，但若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證券”特征，則需接受香港證券法規監管。具體規則如下：第一，若該代幣代表對發行企業擁有的股權或所有權權利，則應視為“股份”；第二，若發行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償還本金和利息，則應視為“債券”；第三，若ICO項目管理者集中管理募集資金并投資于不同項目，代幣持有人有權分享相關投資回報，則應視為“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只要以香港公眾為服務對象，就必須事先獲得相應牌照并受證監會監管。2019年3月28日，香港證監會發布《有關證券型代幣發行的聲明》確定了證券型代幣的含義：“STO通常指具備傳統證券發售屬性的特定代幣發行，當中涉及運用區塊鏈技術以數碼形式來表達資產擁有權或經濟權利的證券型代幣。證券型代幣一般僅發售予專業投資者。”

在國際范圍內，對金融領域區塊鏈帶來的挑戰是全球化資產流動和單一的主權國家各自監管之間存的對立，常規的證券交易及股票都必須在特定機構交易，是中心化的。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虛擬貨幣交易則可以突破此種中心化機構既有障礙：新加坡買幣--提取出來存儲到特定的比特幣軟件錢包—到馬耳它虛擬貨幣交易所賣掉。一個國家對虛擬貨幣交易或交易所監管，通常只能在自己的主權國家空間范圍之內。2018年5月，泰國通過《數字資產皇家法令》，針對虛擬貨幣的交易監管內容與形式，幾乎完全參照現行的傳統《證券法》，但如果此類違法犯罪行為在它國實施，通過虛擬貨幣全球流動與價格傳導，進而影響泰國交易市場上的價格，該法令不能對泰國境外進行管轄，難以實現立法目標。因此單一國家的法律監管與各自為政，必然面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資產全球化的流動和交易的巨大挑戰，而要有效協調全球所有國家統一法律監管。

因此，我個人認為下一步需要的是設定監管規則，這也是我籌建了“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的初衷，希望法大在數字金融監管領域能夠為國家建言獻策，做出更大貢獻。謝謝。

佟揚：我們本期相對論到這里就結束了，再次感謝今天三位超級優秀的嘉賓，我們對央行數字貨幣和深圳數字貨幣項目以及圍繞國內數字貨幣項目的一系列問題有了更清晰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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