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真的中立嗎？勿入深淵_區塊鏈

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案件量激增的當下，技術人員正處在刑事犯罪的風口浪尖，一步踏錯便是深不見底的萬丈深淵，故分享真實案例一則，供讀者學習，掃除知識盲區。

案件事實

2019年7月至10月，江某通過互聯網聯系A公司銷售部經理即被告人盧某，提出訂購虛擬幣交易軟件，并明確要求該交易軟件須帶后臺操控價格走勢的功能。A公司按流程，在得到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蔣某的認可后，由銷售部的被告人蘇某、盧某，項目部的被告人郭某、宋某，技術部的被告人楊某等相關人員組成團隊，為江某先后制作了兩個數字貨幣交易平臺，交付江某使用，并為平臺后續運行提供技術支持。江某利用上述兩平臺，伙同他人以投資虛擬貨幣賺錢的方式，利用軟件后臺操控功能，騙取包括10余名被害人錢款，涉案金額超過人民幣500萬元。

美SEC主席：中本聰的創新推動了加密資產和底層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金色財經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Gary Gensler在美國SEC官網上發文稱，加密證券市場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投資者和發行人不應該受到我們證券法的保護。國會制定證券法的目的是規范投資，無論它們以何種形式進行，也無論以何種名稱命名。這不僅僅是一個談話要點。正如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在最高法院著名的Reves判決中所寫，這是這片土地的法律。

這些代幣有團隊通過網站和Twitter帳戶進行推廣。投資者甚至可能會見企業家。這些代幣并非憑空而來。它們是數字化的但并不能將它們與大量資本市場區分開來，在這些市場中，證券和貨幣已經是數字化的。

中本聰的創新推動了加密資產和底層區塊鏈分類賬技術的發展。然而，無論使用何種分類賬，無論是電子表格、數據庫還是區塊鏈技術，當投資者將資金置于風險之中時，投資的經濟現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加密證券發行人需要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登記其投資合同的要約和銷售或滿足豁免要求。[2023/6/13 21:33:40]

判決結果

Ripple公司發布招聘信息尋求技術運營副總裁:Ripple公司今日發布了一個空缺職位。負責技術運營的副總裁。Ripple公司全球人才招聘總監Jim chaunsey kelly發布招聘信息，該職位將領導技術運營部門，該部門由IT工程、IT支持、網絡運營和其他部門組成，其團隊分布在全球各地，為Ripple公司遠程工作。（U.Today）[2020/10/9]

被告A公司及被告人蔣某、蘇某、楊某、郭某、盧某、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情節嚴重，其中A公司系單位犯罪，被告人蔣某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蘇某、楊某、郭某、盧某、宋某系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爭議焦點

政協委員：運用區塊鏈技術加強基層社區多元主體治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委員、中國科學院計算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傅川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他今年帶來了《關于“運用區塊鏈技術加強基層社區多元主體治理”》的提案，以區塊鏈技術賦能基層治理，從而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傅川表示，基于區塊鏈技術打造的社區治理數字化平臺，具備社區事務需求調研、購買服務投票、服務憑單申領、服務滿意度調查、活動數據上鏈等功能。區塊鏈技術與基層治理相結合將激勵居民參加黨政基層組織主導的社區治理活動，拓寬基層社區治理服務中的政府購買模式，促進社會組織提升其服務的專業性，推動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中國社區報）[2020/5/22]

公司技術人員楊某從事職務范圍內的開發工作，是否屬于中立幫助行為，能否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聲音 | 張瑞東：Swift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區塊鏈技術的挑戰 但并不嚴重: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區塊鏈研究室主任張瑞東在接受金融界的采訪時，針對區塊鏈技術在國際支付領域的問題表示：基于區塊鏈以及分布式賬本技術的Ripple系統可以說是在跨境支付領域的一個創新，對傳統的Swift系統具有很大的挑戰性。Swift與Ripple 系統的本質差別，在于swift只是個信息傳遞系統，并不是真正的現金流系統，它依賴的是Swift網的金融機構來層層實現資金轉移，這中間的實質是銀行間的信用傳遞，總的來講是交易成本高、周期長。目前來看Swift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區塊鏈技術的挑戰，但并不嚴重。主要是因為Swift網的覆蓋面很大，是全球覆蓋。而Ripple網的成員及覆蓋面還很小，還不能跟Swift相抗衡。[2018/12/2]

法律分析

中立幫助行為，是指為了滿足社會生活的一般需要而提供的，從外觀上看，常可以反復繼續實施，具有匿名性、可替代性的業務行為，其討論的問題是：當行為人客觀上幫助了正犯時，是否成立幫助犯？

關于中立幫助行為，存在著不同的學說，一般認為折中說比較恰當。折中說認為如果法益侵害已經達到緊迫程度，或者幫助者對法益具有保護義務，再或者超出正常業務活動范圍，并且幫助行為對法益侵害起到了明顯的幫助，主觀上對此也具有認識，則可以成立幫助犯。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幫助者與犯罪人存在意思聯絡，即便提供的是業務上的幫助，也不再屬于中立幫助行為，因為此時已經不再“中立”，而是進入了犯罪一方的陣營。

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是否屬于中立幫助行為呢？根據裁判結果可知，答案是否定的。在本案中，雖然從事軟件的開發是被告人楊某的工作，但是開發設計可以在后臺控制價格走勢的虛擬幣交易軟件已經超出了正常的業務活動范圍，且在客觀上楊某幫助設計的交易軟件被他人用以從事詐騙活動，對犯罪行為具有明顯的幫助作用，難以成立中立幫助行為。所以，被告人楊某的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客觀不法行為，即為信息網絡犯罪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

故而，被告人楊某是否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關鍵在于其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明知是對構成要件要素的事實性認識，包括明確知道和應當知道，因果性的認識只存在于結果犯中，而行為犯中只有行為性認識。確知的情況無需過多討論，本案主要涉及的是應當知道的問題，即是否能夠根據案件事實推定被告人楊某知曉對方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其內容的判斷是按照一般的社會生活常識來確定的，也就是一般人或者處于同樣情景下的人員能否產生這樣的認識，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專業知識來衡量，這也正是所謂的“外行的平行評價”。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可知，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證據的除外：

經監管部門告知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

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

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

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

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

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

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在本案中，被告人楊某所設計的軟件，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手機軟件，該軟件可以在后臺隨意控制虛擬幣的價格走勢，這也就意味著他人在購買平臺的虛擬幣后，A公司可以隨意通過技術操作將他人的投資錢款納入囊中，在社會一般人看來，這樣的“后門”就極有可能被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更何況是一直從事軟件開發工作的楊某，并且A公司對此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甚至在該平臺之后的運行過程中繼續提供了技術支持，在此過程中，對于A公司使用平臺的情況會有所了解。

所以即使所設計開發的軟件并非專門用于違法犯罪，存在合法使用的可能性，在有其他證據支持或者可根據一般人的認識進行推定，仍可構成明知。楊某應當知道A公司利用該平臺從事違法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僅以其為公司技術人員對此等情況并不知情來辯解，難以讓法官信服。

綜上，依據法院的判決可知，被告人楊某的行為并非中立幫助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寫在最后

技術本無過錯，但有錯誤的選擇，一步天堂，一步地獄，人們需要認識到網絡信息領域不是法外之地，技術身份更不是免死金牌。希望今天的文章可以給讀者以啟示，評估法律風險，規范自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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