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首個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的司法文件：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_VELO

吳說作者|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李澤民律師韓武斌律師

作者獨家授權吳說區塊鏈編輯發布

近期，虛擬幣挖礦，虛擬幣交易的監管“運動”一波接著一波，但尚未有正式的法律文件予以明確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出臺，成為了首個規定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的司法文件。本律師將對該意見中與虛擬貨幣交易有關的相關規定逐一解讀。

1參與境外虛擬貨幣交易虛假盤的行為人將面臨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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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三規定：有證據證實行為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在境外針對境內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行為，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一年內出境赴境外詐騙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詐騙犯罪窩點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有證據證明其出境從事正當活動的除外。

這一規定，將會終結參與境外虛擬幣虛假盤詐騙的行為人遭受刑事處罰監管的“漏洞”。

眾所周知，目前有很多服務器、虛擬貨幣交易平臺、資金支付平臺設在境外，設盤的主要組織者、實際控制人在國內的發行虛擬幣，以及組織虛擬幣合約交易的詐騙平臺，偵察機關很難找到相關證據對國內人員予以定罪處罰。

數據/機器智能美學先驅Refik Anadol推出解讀量子物理的藝術NFT:金色財經報道，根據德國知名畫廊“國王畫廊”（K?NIG GALERIE）披露，媒體藝術家、導演和數據/機器智能美學先驅Refik Anadol在misa.art平臺上已售出1000 NFT，這些NFT是Refik Anadol系列作品《QUANTUM MEMORIES : NOISE》的一部分，Refik Anadol使用 Google Quantum AI量子計算研究數據和算法來探索平行世界的可能性，并開發了一種定制的程序相干噪聲實現，利用超越經典測量的計算surflets（Surflets：包含平滑不連續性的多維函數的稀疏表示）。這件作品的靈感來自于量子物理學中的多世界解釋，并對其進行了推測——該理論認為有許多平行世界與我們自己的空間和時間存在于相同的時空。[2021/9/27 17:08:54]

而《意見》規定，只要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多次出境到境外犯罪窩點參與過虛擬貨幣詐騙的，無論人處境內還是境外，也無論是什么角色，均可以詐騙罪定罪。但這是一個推定原則，在適用時的前提是出境到過境外詐騙犯罪窩點，這里的犯罪窩點通常意義上是指犯罪地點，但此處不能如此理解，否則可能會造成出國到過某個國家也會被認定是犯罪窩點。那么這里的犯罪窩點應當理解為境外某地的某個固定的詐騙犯罪地點。

Velo實驗室副董事Beam：解讀Velo收購Interstellar背后布局:金色財經報道，3月17日下午16:00，金色財經與歐易OKEx聯合舉辦“金色財經對話Beam：解讀Velo收購Interstellar背后布局“,邀請Velo 實驗室副董事長 Tridbodi Arunanondchai（Beam）作為嘉賓講述背后故事。

在直播中，Beam表示，Velo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賦能傳統銀行商業并將其與最新的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商業相鏈接的橋梁。

在談及本次收購的原因時，Beam解釋道，Velo與Stellar有著共同的目標和愿景，并且雙方在能力上互相補充互相賦能。Interstellar團隊在提供更快、更低廉以及更穩定的給予Stellar網絡的跨境支付方案中有著極深厚的經驗。因此彼此的融合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這次合并將使其成為行業里更強、更有影響力的團隊。[2021/3/18 18:56:33]

正因如此，《意見》規定了一個除外情形，即有證據證明出鏡從事正當活動的除外，該規定就是為了避免實務中將犯罪窩點的范圍擴大。

2提供銀行卡、支付寶等資金賬戶給他人用于虛擬貨幣犯罪的將面臨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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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科云鏈解讀《海南自貿港總體方案》：區塊鏈產業的政策洼地與制度高地:6月1日，國務院印發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其中在多個地方提到了區塊鏈產業相關政策。歐科云鏈研究院認為《方案》將推動海南自貿區成為我國區塊鏈產業的政策洼地與制度高地。從《方案》內容上看，海南自貿港的區塊鏈產業發展將分為兩個階段：在2025年前的第一階段，主要任務是推動區塊鏈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實現海南“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主要在“產權保護”和“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兩個方面深耕；在2035年前的第二個階段，將以海南自貿區作為先行試點，建立數據確權、數據交易、數據安全和區塊鏈金融的標準，確保我國在未來跨境數據的國際規則制定中不會處于被動位置。[2020/6/2]

《意見》之七規定：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實施下列行為，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幫助”行為：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的。

在司法實踐中，有很多人通過出售或者出租自己的銀行卡、支付寶等非銀行賬戶給他人用于虛擬幣交易的入金，甚至是接收違法犯罪資金，再進行虛擬幣交易，《意見》再次明確此種情形應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論處。

金色財經獨家分析 巨人轉讓區塊鏈相關股份的兩種解讀:被投資公司盈利能力反映在巨人公司的投資損益項，盈利能力存在風險會直接對其財務報表產生風險，而這正是股東看重的地方。巨人公司出售OKC股份，從因“不確定性”而“保護投資者”理由解釋合理充分，轉讓對價2850萬美元占2%左右比例并不高，董事會在其職權范圍內作出決定也不用勞煩整個股東大會，巨人也按照程序做了相同的關聯方解釋，資產并未被低估賤賣，完全符合要求。

然而“不確定性”卻存在兩種解讀。如果解釋為風險，史玉柱等自然展現了擔當與無私；如果解釋為潛在收益，那么OKC成功轉型帶來的利潤巨人公司的廣大股東也是享受不到的。旁人并不知道史玉柱和董事會的想法，但至少，此次減少“區塊鏈”相關的股權，并不能說明OKC或區塊鏈概念的利空。如果真是巨大風險，就沒必要賣給“利益相關方”了，解釋為史玉柱與股東會的“分歧”更為準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OKC是從經營幣到搞區塊鏈“實業”，更符合政策，有理由是個正向消息。[2018/3/24]

在此之前，雖然實務中也是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但往往將出售或者出租自己的銀行卡、支付寶等非銀行賬戶的行為認定為屬于“支付結算”幫助，但實際上將提供銀行卡、支付寶等非銀行賬戶的行為認為是“支付結算”，是對“支付結算”含義的不正確解讀，甚至有法院將提供支付結算幫助解釋為提供銀行卡等資金賬戶用于他人支付結算的幫助。

尹振濤解讀數字貨幣政策：對數字貨幣的監管還可以更嚴厲: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認為：對數字貨幣的定位不明確，各國對數字貨幣的監管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各國的監管差異體現了背后的經濟博弈；從效果上看，當前國內監管做的還不夠，在某些領域，我們還可以更嚴一點；禁止ICO不應是阻礙區塊鏈發展的借口；數字貨幣交易被禁止，風險仍留在國內；未來各國的監管會漸趨一致。[2018/3/22]

此次《意見》明確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不是“支付結算”幫助，而是其他幫助行為。這就意味著在《意見》發生之后的行為不能認定為是“支付結算”幫助，在發生之前的行為如果尚未判決，則可以《意見》做出有利于行為人的解釋。

同時《意見》在提供銀行卡、支付寶等資金賬戶給他人用于虛擬貨幣犯罪，認定主觀“明知”的層面上給出了更為具體的判斷標準，打破了“推定”明知的標準，即《意見》之八：認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應當根據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前述第七條規定的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或者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等的次數、張數、個數，并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交易對象、與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人的關系、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的時間和方式、獲利情況以及行為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予以綜合認定。

這就意味著，辦案機關認定主觀“明知”時，必須要以綜合認定優先，除非存在第二款能夠推定明知的情形，否則不能優先適用推定標準。即收購、出售、出租單位銀行結算賬戶、非銀行支付機構單位支付賬戶，或者電信、銀行、網絡支付等行業從業人員利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便利,非法開辦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的，可以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項規定的“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但有相反證據的除外。

3包括虛擬貨幣交易平臺、承兌商、數字錢包平臺等在內的經銷商可進行虛擬幣交易，但若被明確告知交易對象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仍繼續交易將面臨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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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十規定，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經銷商，在機關調查案件過程中，被明確告知其交易對象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仍與其繼續交易，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這一規定，首次將虛擬貨幣交易納入打擊范圍，成為首個規定虛擬幣交易的司法文件。但該規定也是首個賦予國內虛擬幣經銷商身份的司法文件，根據該規定，可以說明兩點，如果從字面解讀，凡是能夠進行虛擬幣銷售，賺取利差的主體都可以稱之為經銷商，這樣就包括了虛擬貨幣交易平臺、承兌商、數字錢包平臺等主體；其次是可以進行虛擬幣交易。從這點解讀，正好能夠符合虛擬幣是虛擬商品，個人可以自由交易的定位。

據此，包括虛擬貨幣交易平臺、承兌商、數字錢包平臺等在內的經銷商進行虛擬幣交易并不會涉嫌刑事犯罪，除非在機關調查案件過程中，被明確告知其交易對象涉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仍然進行交易。

但本律師認為，虛擬貨幣經銷商的范圍仍需要進一步出臺相關規定予以明確，否則會出現認定的分歧。

**4承兌商、搬磚套利者即將面臨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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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之十一規定，明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轉賬、套現、取現，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通過電商平臺預付卡、虛擬貨幣、手機充值卡、游戲點卡、游戲裝備等轉換財物、套現的；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的。實施上述行為，事前通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我們都知道虛擬幣交易有“搬磚”賺差價，和承兌商賣幣，體現為幣幣交易與法幣交易，在這一過程中，就是利用虛擬貨幣在不同平臺、不同時間段的價格獲取價格優勢，“低買高賣”套取價差獲利，那么這種價格差如果被認定為是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交易，極有可能被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如果承兌商事先與電信網絡詐騙者商量，幫助將其資金轉換成虛擬幣，再打到指定的錢包地址，不僅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風險，更嚴重的是會構成詐騙罪共犯。

綜上所述，本律師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是首個規定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的司法文件。其中區分了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不是“支付結算”幫助，創新性的提出了虛擬幣貨幣經銷商的概念，潛在表明了虛擬貨幣交易的非刑事處罰性。

但是該《意見》也將與虛擬貨幣交易有關的主體納入了打擊范圍，進一步明確了具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詐騙罪的刑事風險，這一《意見》的出臺仍然是延續國家打擊虛擬幣交易，防范金融犯罪刑事風險的具體舉措。

相信未來，針對虛擬幣交易的相關文件將會陸續推進，也期待相關文件對打擊參與虛擬幣交易主體進一步予以明確，給予參與虛擬幣交易的主體進行合規建設一個底線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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