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建鵬：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意義與法治思考_區塊鏈

一、《通知》主旨與當前的意義

在2021年9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十一個部門發布《關于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通知》（下文簡稱《通知》），要求推進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通知》認為，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是通過專用“礦機”計算生產虛擬貨幣的過程，一方面，其大量消耗能源，碳排放量大，對社會貢獻與價值有限；另一方面，虛擬貨幣生產、交易環節衍生的風險越發突出，對節能減排帶來不利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2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五十一次會議，會議提出堅決防控金融風險，打擊比特幣“挖礦”和交易行為。因此，這次《通知》的發布，意謂著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具體明確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會議精神，依規行政，進一步推動各地方政府具體落實國家政策。

在具體舉措方面，《通知》嚴禁新增虛擬貨幣“挖礦”項目，要求加快存量項目有序退出。在過去幾年，比特幣價格飛漲，受其“財富效應”的巨大吸引，比特幣“挖礦”成為一些資本競相追逐的產業，一些相關企業以大數據中心、云計算或區塊鏈等高新技術旗號，一些地方政府積極招商引資，對這些“挖礦”企業給予稅收或電價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但是，“挖礦”產業一哄而上，產生很多問題。中國大陸地區比特幣算力曾長期占據全球算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大量民間資本先后角逐這一行業，擠占了這些資本原可服務于實體經濟或其它數字經濟的機會成本；一些地方因此火電能耗巨大，或者本用于實體企業的部分水電被“挖礦”企業消耗，并造成國家碳減排的壓力；“挖礦”產業無止盡的狀大，比特幣系統算力的增強，帶動更多中國“散戶”加入“炒幣”大軍，存在金融風險漫延的可能。綜上，當前整治活動對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推動節能減排，按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目標，防止更多民間資本甚至上市公司跟風進入“挖礦”行業，鼓勵資本更多地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防范個人“炒幣”金融風險擴大，將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聲音 | 鄧建鵬：基于中國特殊優勢 中國完全有可能推出與Libra類似的體系:8月10日，證券日報刊發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的文章《Libra的潛在風險與中國應對之策》，文章表示，針對Libra未來可能的風險與沖擊，筆者認為，中國應及時作出合理應對。如果中國能充分利用現有優勢，未來有可能把中國打造成世界領先的支付和數字貨幣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金融基礎設施和生態場景。為此，以往的監管思維要適當調整，避免“一刀切”政策，轉向包容審慎。在國際上，現在已經有成熟的監管沙盒機制；在國內，自1978年以后則有非常成熟的試點機制。發行穩定幣，打通數字經濟，占據新經濟領域已是趨勢。參考英國監管沙盒與中國試點機制，監管機構授權某些互聯網企業，鼓勵其嘗試在限定的地理空間發幣，探索局部市場與風險防范等各種成熟經驗；探討穩定幣的對接與標準化機制；治理同步跟進，除反洗錢與外匯管制之外，還應關注諸如客戶隱私保護問題，穩定幣運行安全問題，個人數據權益保護的問題等。如果能夠通過上述穩定幣的發行試點，在設定時間內，由監管機構謹慎評估其風險，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再把它推向市場與全世界。筆者認為，基于中國特殊優勢，中國完全有可能推出與Libra類似的體系。[2019/8/10]

不過，以往的整治活動存在“運動式”執法色彩。在推進國家政策與產業目標實現的同時，應盡最大可能避免“運動式”執法、產業政策大起大落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沖擊，使行政監管執法嚴格符合黨中央十八大以來一貫倡導的“全面依法治國”精神。《通知》特別提及在保證平穩過渡的前提下，結合各地實際情況科學確定退出時間表和實施路徑；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全面推進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整治工作，嚴格執行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嚴肅查處整治各地違規虛擬貨幣“挖礦”活動；要積極作為、穩妥推進，既實現加快退出，又妥善化解矛盾糾紛，確保社會穩定。在整治活動中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是該《通知》的一大亮點，應引起地方政府落實政策時高度重視。為此，筆者提兩點思考建議。

聲音 | 鄧建鵬：針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立法者急亟需明確其法律地位:今日，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在《區塊鏈監管困境的全面思考》一文中表示，當前針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立法者急亟需明確其法律地位，切實保持虛擬貨幣持有者合法權益，進而統一司法上的認識和判定。[2019/5/17]

二、“整治”活動的兩點法治思考

首先，“整治”活動應與法治精神保持高度一致。此前個別地方政府為消耗本地多余的電能或廢棄的水電，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崗位，曾以招商引資形式吸引一些“挖礦”企業前來投資設廠。個別企業投資規模巨大，在《通知》出臺前即與個別當地政府訂立具備合法形式的契約，約定地方政府所給予的優惠政策和相應期限。當前，《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停止對虛擬貨幣“挖礦”項目的一切財稅支持，對地方政府已經給予稅費、房租、水電費等優惠政策的存量項目，要限期予以停止和取消。這意味著國家政策與個別地方政府此前同某些“挖礦”企業的約定將出現巨大背離，新的產業政策將給相關企業可能造成巨額損失。古人云：“法無信不立。”孔子指出：“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根據公平、誠信的法治內在精神，地方政府在責令“挖礦”企業有序退出，停止繼續給予相應優惠措施的同時，為防止“一刀切”式的落實政策，損害原本屬于合法經營的企業的利益，損害地方政府營商信譽環境，是否應給予相關企業適當補償，并給相關企業較為寬松的退出時間表，筆者認為可以考慮。

聲音 | 鄧建鵬：區塊鏈的投資風險與國際監管勢在必行:今日，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發文表示，國內外監管政策差異巨大，直接導致中國完全禁止ICO的監管政策容易落空，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迫使部分區塊鏈項目出海。出海的區塊鏈項目由于在國內具備一定的人脈關系和社區基礎，其參與募集虛擬貨幣活動的投資仍主要是國內投資者。因此，在區塊鏈領域，各國政府間的國際監管協作必須及提上日程，才能有效打擊欺詐行為。[2019/3/25]

其次，國家后續政策的出臺應以此為契機，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與可預期性，減少政策對經濟的過度沖擊，增強企業家和投資者對產業政策的可預測性，減少社會成本的無謂損耗。在過去，一些行業經常性地陷入“治亂循環”的怪圈，“放－管－抓”式的產業政策高度波動，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與近年國務院出臺的《優化營環境條例》的基本精神存在出入。具體而言，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工作領導小組于2018年1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引導轄內企業有序退出“挖礦”業務。隨后國家發展改革委出具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 年本）征求意見稿》將“挖礦”行業列為淘汰產業，各地方政府據之開始清除“礦場”。

聲音 | 鄧建鵬：打擊區塊鏈領域違法活動需多部門合力: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發表于中國銀保監會主管刊物《中國農村金融》2018年第20期的《防范區塊鏈領域違法風險任重道遠》中寫道：“通過發行所謂“虛擬貨幣”“虛擬資產”“數字資產”等方式吸收資金，侵害公眾合法權益，此類活動并非真正基于區塊鏈技術，而是炒作區塊鏈概念行非法集資、傳銷、詐騙之實。雖然區塊鏈行業夾雜著一些金融風險，但是真正的區塊鏈技術極具創新性，對社會發展將具有正面價值”。

鄧教授在文中列出并詳細介紹了區塊鏈領域違法活動的主要形式：

1.區塊鏈融資項目“出海轉內銷”。

2.項目發起人隱含集資詐騙的動機。

3.為違法ICO穿上合法外衣。

此外，鄧教授認為，在區塊鏈領域實施嚴格監管的過程中，無論是ICO融資，還是規模的虛擬貨幣交易等行為，現階段均屬違規或違法之例。打擊區塊鏈領域的違法活動，需要發揮監管部門、相關網絡媒體與金融機構的合力。[2018/11/1]

但是，在2019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正式頒布《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 年本）》，將此前征求意見稿中屬于淘汰產業的“虛擬貨幣挖礦”刪除。根據《國務院關于發布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是引導投資方向、政府管理投資項目，制定實施財稅、信貸、土地、進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由鼓勵、限制和淘汰三類組成。不屬于以上三類，且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為允許類，不列入《目錄》。在民商事領域中，法治精神貫徹“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在沒有國家法規范明文禁止的前提下，意味著2020年元旦起“挖礦”行業屬于國家允許類的產業。受此產業政策調整及比特幣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2020年起中國大陸進入“挖礦”行業的民間資本繼續增加。此次《通知》再度提出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列為淘汰類產業，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增補列入《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淘汰類”。在增補列入前，將虛擬貨幣“挖礦”項目視同淘汰類產業處理，按照《國務院關于發布實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的決定》（國發﹝2005﹞40號）有關規定禁止投資。這表明國家產業政策短期內調整太大。產業政策過度跳躍，將影響從業者對市場前景的穩定預期，沖擊行業的有序發展。政策波動巨大，投資者和經營者在從事市場決策時，難以預測未來該行業是不是可以干，難以判定市場的發展趨勢和政策走向。

聲音 | 鄧建鵬：根據刑法理論比特幣可以歸屬為財產:據暨南學報消息，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發表文章稱，虛擬貨幣的法律性質多有爭議，并負面影響了相關司法實踐。根據刑法相關理論，比特幣可以被歸屬于刑法視野下的財產，比特幣等作為具有對應市場價格的主流虛擬貨幣，屬于《刑法》中規定的“其他財產”，沒有太大爭議。[2018/9/16]

針對上述問題，理應從法治思維給予規范。2019 年 2 月 25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要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在法治框架內調整各類市場主體的利益關系。在經濟領域嚴格執行法治精神，賦予相關企業行業發展的確定性和市場的可預期性，根據事先經由合法程序通過的法律法規的相應規定，嚴格保障具體相關企業和公民的財產安全、交易安全及和其它相關的各種合法權益。

鄧建鵬：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金融科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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