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非托管錢包會引發什么后果？采用加密貨幣的監管又有哪些好處？_區塊鏈

在過去的一年中，世界各國政府對非法金融活動的風險問題表示關注，這些非法金融活動的風險包括洗錢、恐怖分子融資以及由于使用“非托管”錢包而躲過國際制裁。通過這類應用程序，可以在繞開金融中介的情況下，通過互聯網進行加密資產的匿名私人交易。

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明確表達了對此的擔心，該組織是由G7國家于1989年成立的政府間機構，旨在發布和促進全球范圍內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的監管標準的采用。該報告承認與傳統金融渠道相比，非托管錢包目前帶來的風險有限，但盡管如此，仍敦促全球監管機構在采用率提高的情況下考慮采取各種限制性措施。建議考慮的措施包括對非托管錢包的交易限制，限制受監管的金融機構與它們進行交易的能力，以及許可甚至禁止支持它們的平臺。該報告呼應了美國決策者對個人加密交易的擔憂，美國也一直是消除和打擊非法金融網絡的先鋒。

這些建議代表了全球監管目標領域的明顯轉變。

類似的建議起源于50年前美國大力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銀行保密法》通過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洗錢制度。?BSA旨在解決現金的非法財務風險，抑制有組織犯罪和國際麻醉品販運率的增長。盡管現金帶來的非法融資風險增加，但是決策者傳統上還是避免采取將私人交易與正式金融渠道分開的措施。相反，他們贊成采用一種方法，使金融中介機構執行關鍵的匯總和結算功能，這是為協助執法調查提供金融情報的關鍵。

BSA對金融機構施加了記錄保存和報告要求，其中主要要求向執法機構報告可疑的犯罪活動，并保留客戶認知信息和“KYC”記錄，執法機構可以通過傳票或其它方式獲得這些記錄或其它法律程序。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金融機構利用客戶隱私來掩飾自己和客戶的同謀的非法活動。瑞士銀行和其它銀行保密轄區的金融中介過去曾采用這種策略。

盡管并非總是得到公認，但所有反洗錢制度都涉及需要在財務誠信、財務隱私和財務獲取或金融普惠等同等重要的社會價值之間進行權衡。反洗錢也不例外，它反映了關于可接受的非法金融活動程度的選擇，平衡了金融普惠和金融隱私目標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鑒于對金融隱私和經濟機會的反補貼收益，它接受私人金融交易帶來的風險。同時，它隱含地接受了記錄保存和報告要求的有形成本，這些成本可提高財務透明度，但會對獲得金融服務產生不利影響。并沒有忽略強制性第三方監視在財務隱私方面產生的無形成本，但僅限于防止政府在刑事訴訟中濫用它。客戶記錄受法定的財務隱私權保護，但向執法機構披露可疑犯罪活動除外。但是，罰款和可能面臨的監禁禁止公開所謂的“可疑活動報告”。?SAR本身不能用作證據，相反，執法機構必須通過其它法律手段獲取證據。

工信部正式發布首個區塊鏈技術領域國家標準:金色財經報道，近日，《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 參考架構》（GB/T 42752-2023）國家標準正式發布。這是我國首個獲批發布的區塊鏈技術領域國家標準，進一步加快了我國區塊鏈標準化進程，為區塊鏈產業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基礎。[2023/5/31 11:50:24]

反洗錢最初規定的原則已通過一系列建議并推及全球化，這些規定由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于1990年發布，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展，已經納入應對恐怖主義融資、國際制裁以及其它新出現威脅的措施。這些建議包含了基本義務，例如識別客戶身份、KYC要求、所謂的旅行規則以及可疑活動報告，這些報告要求披露可能的犯罪活動。盡管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的建議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發展，但它們仍然反映了反洗錢核心的基本原則，即通過中介監管實現金融透明性是打擊與金融隱私和金融包容性價值觀相一致的非法金融的最有效手段。

2013年，美國財政部內負責管理反洗錢的機構—金融犯罪執法網絡發布了將這些基本原則應用于新興的加密貨幣行業的指南。?金融犯罪執法網絡的指南指出，只有代表客戶行事的金融中介機構才應遵守反洗錢作為“貨幣服務業務”的記錄和報告要求，并與其核心原則一致，將加密貨幣的“用戶”排除在其范圍之外。?金融犯罪執法網絡在2019年的指南中重申和澄清了其中的區別，并創造了“非托管錢包”一詞來描述使個人能夠在其個人設備上持有和使用加密資產的軟件，與托管產品“托管錢包”及服務形成對比。金融犯罪執法網絡指南隨后被納入當年晚些時候發布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修訂建議中，這些建議已成為全球通過法律以減輕由加密資產引起的非法融資風險的基礎。他們致力于通過將已經對傳統金融機構施加的現有記錄保存和報告要求擴展到加密貨幣交易所、保管人和其它“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從而將所有司法管轄區的標準降至最低。目前范圍已擴大到發展中的加密生態系統服務的金融中介機構。

為應對Libra和DeFi的興起而轉換監管首要對象

今年早些時候發布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報告介紹了一項為期一年的研究結果，以監控司法管轄區采納其建議的進展情況，并反映出過去一年來加密貨幣行業的焦慮不斷增加的趨勢，這可能會破壞加密貨幣行業之間在過去50年來一直存在的有關財務透明度、財務隱私和財務包容性的競爭問題的共識平衡。這種焦慮是由于該行業的快速創新而引起的，而創新通常是由那些面臨有利增長結構性限制的啟動項目主導的。

數字英鎊基金會增加董事會成員:金色財經報道，數字英鎊基金會是一個數字英鎊的獨立論壇，該基金會宣布擴大其董事會，任命兩個新的董事會席位，與創始成員 Susan Friedman（Ripple）和 Richard Ells（Electroneum）一起加入董事會的是基金會的兩名發起團隊成員，兼任基金會政策負責人的政策和監管專家 Jannah Patchay 作為董事加入董事會，立即生效，支付行業專家 Phil Kenworthy 作為非執行董事加入。[2023/5/7 14:47:52]

Libra白皮書的發布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人們對該行業的看法，這增加了擁有大量用戶群的全球科技公司可能推動采用加密資產，并達到與傳統資金流差不多水平的可能性。此外，盡管Libra本身已經撤回了開發完全分布式的區塊鏈網絡以支持非托管錢包的計劃，但快速的創新將導致大量的分布式協議允許非托管錢包在移動設備上運行，以支持穩定價值的加密資產—穩定幣、交易加密的分布式協議的DEX并提供其它金融服務而無需中介等所有這些有可能增加主流用戶對個人加密貨幣交易的采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個人加密貨幣交易似乎將現金的好處與電子支付的便利結合起來，但是既沒有前者的物理約束，也沒有后者的風險控制，這會導致一些人將非托管的錢包描述為通過互聯網的全球覆蓋而增強的瑞士個人銀行賬戶，這也是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在過去5年間強調的風險。政策制定者擔心，這些分布式協議的完全成熟可能預示著沒有金融中介機構的未來，這將嚴重限制執法人員識別、起訴和打擊非法金融網絡的能力。

但是，也有充分的理由讓人相信相反的說法是正確的，即個人加密交易帶來的非法融資風險比通常認為的要少。沒有托管的錢包更像是一個個人的皮夾，而不是瑞士的銀行帳戶。與現金不同，加密資產不是法定貨幣，因此仍然沒有被實體經濟中的商品和服務普遍接受。盡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例如惡性通貨膨脹或嚴重的貨幣貶值，使加密資產在特定地區或“暗網”市場中具有某些屬性，在這些市場中，非法商品和服務是用加密資產定價和付款的，但這些不太可能導致消費者行為的全面和全球性變化。實際上，即使是非法行為者也必須最終在加密資產和當地法定貨幣之間轉換，以滿足基本需求并運營其業務。從理論上可以想象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加密資產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對于發起加密項目的企業家來說，這一現實問題是他們早就明確的。他們每天都在挑戰如何實現有機增長，而不會對流動的法幣進行上下調整應對。盡管過去十年來其它加密資產的激增以及法定資產支持的穩定幣的市場份額不斷增加，但比特幣仍繼續保持市場主導地位。重要原因是比特幣可以通過受監管的中介機構將其轉換為法定貨幣。

Bitfinex比特幣永續合約短時上漲至56500美元附近，隨后回落至正常區間:金色財經報道，北京時間 22:20 左右，加密交易所 Bitfinex 的比特幣永續合約價格短時拉升至 56500 美元附近，隨后回落至 28300 美元左右。[2023/5/3 14:39:19]

該結論得到現有證據的有力支持，這些證據表明，在交易的任何一方涉及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貨幣服務業務的交易，特別是涉及平倉和離場的交易，在交易量上占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并且在不斷增長。作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貨幣服務業務，要求這些中介機構遵守反洗錢和采用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建議的轄區對記錄和報告的要求。此外，即使正如決策者所擔心和加密愛好者所希望的那樣，DEX和DeFi協議開始取代金融中介機構，這些發展也不太可能影響法幣的波動，因為它們面臨著權力下放的重大技術和監管障礙。所有這些表明，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專注于應對因非法金融合規要求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轄區而產生的不合規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和系統漏洞，這是打擊涉及個人加密交易的非法金融活動的最有效方法。

也許最重要的是，決策者必須順應技術變革，以推動去中心化區塊鏈協議的興起。這些變化有可能改變互聯網的體系結構，打破通信與網絡價值結算之間的區別，并使我們對金融服務的某些思考方式進行重新改革，特別是在推動金融普惠性方面。至關重要的是，這些主要是技術進步，帶來了金融創新。因此，想要禁止或限制其發展和使用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明確“加密貨幣發展勢頭無人可擋”。

揭秘區塊鏈技術

盡管最初是與比特幣相關的，但區塊鏈不僅僅是一種金融技術。它們是新興的密碼協議家族，它解決了基本問題，該問題是原始比特幣白皮書發布之前的幾代計算機科學家都回避的問題，即如何創建可避免單點故障的彈性網絡。區塊鏈避免依賴中央服務器作為單一的事實來源，而有利于分布式計算機網絡之間的共識，他們通過允許任何想參與網絡操作的人下載并運行開放源代碼來實現此目的，這會導致存儲在每臺聯網計算機上的公共分類帳的冗余副本。這種分布式分類帳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從而增加了社區對其內容的信任。僅當大多數計算機同意捕獲的信息時，新信息才會記錄在分類帳中。基于共識的機制比基于服務器的網絡有助于更好地抵御惡意攻擊，從而使網絡具有更好的彈性，因為成功的攻擊需要獲取或破壞大多數聯網計算機，而不是單個中央服務器。彈性隨著網絡的擴展而增加，因為惡意攻擊者越來越難以獲得控制權。基于分布式網絡的應用程序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已開始用于多種功能，而不僅限于金融服務，包括網絡安全性，安全文件存儲和可以支持Web?3.0開發的私有Web瀏覽。

Curve DAO提議啟用更容易的CRV獎勵通證，獲得壓倒性支持:金色財經報道，Curve 治理論壇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周三早些時候，一項在第三方應用程序上啟用來自穩定幣交換應用程序Curve的獎勵的提案在社區的壓倒性支持下獲得通過。超過96%的選票同意該提案，質押約3.27億CRV。只有3.6%的人投了反對票。該部署將大大減少向第三方應用程序部署和管理CRV獎勵所需的時間。此舉意味著希望向其用戶提供CRV獎勵的項目將不再需要向Curve 的治理社區提出他們的要求。

數據顯示，Curve目前是第三大DeFi項目，鎖定價值超過 58 億美元。[2022/10/13 10:33:04]

區塊鏈協議刺激了用經濟動力克服基于共識的計算機網絡中固有的集體行為問題，這種計算機網絡彼此不了解或沒有理由相互信任。它們通過使用可以在網絡用戶之間自由發送的加密資產來獎勵大多數共識用戶。這些加密資產在二級市場上活躍交易，其價格似乎反映了網絡使用的規模，從而使持有人對網絡完整性具有經濟利益。作為基于網絡的技術，可以有效地向動態的用戶操作員組開放網絡操作，這些操作員的組成可以隨時間變化，并且可以共享網絡成功的經濟利益，從而有可能減輕當前網絡的經濟實力的集中度，在建立加密資產的安全所有權上非常重要。

通過將網絡用戶的唯一標識符與屬于他們的加密資產相關聯，將所有權記錄在分布式賬本上。然而，分類賬的透明性使加密資產的持有者面臨盜竊和欺詐的潛在風險。因此，協議中內置的加密算法通過允許用戶創建僅對他們而言已知的私有密鑰來解決此漏洞，該私有密鑰會生成一個公共地址，無法對其進行反向工操作。由于資產只能由私鑰持有者從公共地址發送，因此用戶可以不用擔心共享其公共錢包地址，這一點與與銀行帳號不同，從而使其可以用作區塊鏈交易的安全假名。私鑰是使用戶能夠在區塊鏈網絡上進行交互的基本功能，并且可以通過開放源協議中包含的本機命令行界面來訪問生成私鑰的功能。生成后，用戶需妥善保存好自己的私鑰，盜竊或丟失私鑰會導致永久丟失，從而使加密資產成為私鑰持有者擁有的數字載體工具。

隨著行業的成熟，第三方開發人員已經創建了稱為錢包的軟件應用程序，以安全地持有公鑰/私鑰對，以幫助推動不熟悉的用戶采用，監管機構將其稱為“非托管”錢包。盡管這些軟件錢包通常會引起擔心非法財務風險的決策者的注意，但“無主機”錢包可以而且通常一直是用戶在其公鑰/私鑰對上寫下來的一張紙。對交易的限制或其它限制在實踐中是不可行的，它只不過是一個無意義的舉動，可能會阻礙主流采用，但對阻止非法金融活動沒有多大作用。

EOS網絡基金會創始人：TrustEVM可成為以太坊可行擴容方案:7月1日消息，關于摩根士丹利報告的一條推文顯示，轉向PoS并不能解決以太坊的擴容問題。EOS網絡基金會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Yves La Rose轉發此條推文并表示：合并（The Merge）無助于解決以太坊擴容問題，但EOS可以，Trust EVM推出后，以太坊終于有了一個可行的擴容解決方案。據悉，此前Yves La Rose就曾在推特表示：EOS一直是高性能、低成本的L1區塊鏈網絡。脫離Block.one桎梏之后，EOS社區資金到位、人才回歸，正在重新煥發活力卷土重來。EOS并不旨在成為“以太坊殺手”，EOS推出的Trust EVM或將成為以太坊首選的L2解決方案。Trust EVM是官方EOS EVM平臺，具有確定性的Gas計算、指令集級別的EVM兼容性以及完全的RPC兼容等特性并即將登陸EOS主網。[2022/7/1 1:43:50]

相反，監管機構所謂的“托管”錢包根本不是真正的錢包。它們是由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維護的內部會計系統，它們實際上持有一個或多個加密密鑰對，它們用于匯總其客戶的資產。客戶對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持有的部分資產具有合同權利。“托管錢包”用私有分類賬的人為不透明性代替了區塊鏈固有的透明度。重要的是，通過“托管”和“非托管”錢包進行的交易在區塊鏈上是無法區分的，它們都在公共分類賬上都顯示為假名加密交易。

限制個人加密貨幣交易是不切實際且無效的

由于個人加密貨幣交易是區塊鏈技術的固有屬性，而不是非托管錢包啟用的附帶功能，因此限制其使用將需要禁止區塊鏈協議本身的開發，或要求協議僅支持托管錢包，這等同于同一件事，實際上很難完成的事情。大多數區塊鏈技術都是開源代碼，可供選擇連接網絡的任何具有互聯網連接的人免費使用。至少在美國，限制開放源代碼軟件的發布面臨憲法和政策上的障礙，并且無論如何，都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壓制，這在任何開放和民主的社會中都會引發根本性的問題。也許更重要的是，試圖對加密資產施加正式或非正式限制的國家的實踐經驗證明了它們的無效性。盡管試圖限制或限制其總體可用性，但在與黎巴嫩、韓國等國家，區塊鏈技術和加密資產的發展迅猛，韓國最終放棄了這種方法。

通過建立軟件協議的許可要求或強制在其中包含某些功能來規范開放源代碼軟件的使用，比禁止使用開放源代碼的嘗試更不可能取得成功。

首先，金融監管機構應仔細考慮它們是否具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來管理軟件開發人員的技術決策。盡管金融監管機構在監管金融機構供應商風險管理實踐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但這些努力的重點是評估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核心業務的干擾而實施的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而不是評估和管理技術開發，監管機構明智地這樣做不要做。無論如何，成功實施這種許可或監管制度很可能證明是一次艱巨的勝利。開源協議本質上是由遍布全球的開發人員社區開發的，因此不受任何單個國家或地區的監管制度的約束。許可限制不會對該技術的發展產生任何影響，只會將其推向沒有類似要求的國家。除非伴隨有壓制性措施來限制信息流，否則此類限制將不會影響其在這些受管轄轄區內的可用性，特別是對于那些試圖濫用該技術的非法行為者而言。

全球決策者還考慮了更具針對性的方法，例如要求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驗證其客戶與之進行交易的非托管錢包的身份。但是，這種方法弊大于利，最終無法減輕非法金融活動的風險。他們有效地建立了KYCC的要求，這些要求一向被金融監管機構拒之門外。與直接建立客戶關系產生的KYC要求不同，KYCC不合理地要求非客戶向他們不了解或與之打交道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貨幣服務業務的交易、以及他們尚未評估其安全性和隱私慣例的VASP?/?MSB提供個人識身份信息，僅僅是因為他們恰好與其中一位客戶進行交易。從不是客戶的個人那里收集身份信息也將對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構成挑戰，并且可能僅會限制對合法客戶的訪問，特別是那些從財務上處于不利地位的社區中受益最大的客戶，因為非法行為者只會使用所謂的金錢，或使用被盜和合成的身份來打破該要求，就像今天對KYC要求所做的那樣。結果將是進一步排斥處于金融邊緣的人口，并阻礙可以滿足其需求的創新，而不會對非法金融活動產生實質性影響。

禁止或限制個人加密貨幣交易在阻止非法金融活動方面不僅不切實際且無效，而且還會將之前之作斗爭所付出的努力付諸東流。這也不是什么奇怪事，因為對區塊鏈技術和個人加密貨幣交易的限制類似于資本管制，這往往將金融活動推向被采用的地下黑市。黑市比索交易所，哈瓦拉斯和其它支持非法金融活動的非正式渠道之所以誕生，部分原因是由于資本管制使企業和個人喪失了合法和更安全的機構渠道來滿足他們的需求日常經濟需求。同樣，對加密資產采取嚴格限制的國家也發現，用戶訴諸于私人小型交易和個人間的數字交易。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機制可能很難被發現，因為經營哈瓦拉或黑市比索交易所的人通常會通過一家前角公司或電子業務公司來掩蓋其活動，而這些公司很難與合法對手區分開。這些非正式的交流還降低了可減輕這種風險的區塊鏈分析工具的有效性，這取決于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與非托管錢包之間的持續直接交互。而且，一旦建立起來，它們就為非法金融活動提供了有效的渠道，最終，即使解除限制，也極其難以消除。

這些旨在監管、限制或禁止開源軟件開發和使用的努力以及其它努力中，最有可能的結果將是促使私人加密貨幣活動從受監管的透明金融中介機構中開展，這些中介機構可以向執法部門提供可操作的信息。執法機構和監管機構會發現自己以“打地鼠”游戲的方式解決他們造成的問題。總之，對區塊鏈協議的限制或禁止最終導致執法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

加密貨幣是解決方案，而不是要被解決的問題

矛盾的是，最大程度地減少濫用區塊鏈技術進行非法金融活動的最有效方法是接受驅動去中心化協議的行業趨勢，而不是試圖抑制或限制其發展和使用。盡管政策制定者通常會公開承認交易可追溯性帶來的監管利益，但他們一直很難真正體會到區塊鏈固有的透明度如何改變我們思考打擊非法金融活動的方式。特別是，強制性金融監督本身絕不是目的，它旨在克服因現金交易的基本匿名性以及金融中介機構在匯總和結算私人分類賬中的作用而引起的執法調查障礙。銀行和其它傳統金融機構花費大量金錢來實施交易監控系統，該系統通常會產生超過90％的誤報，并需要大量調查人員進行整理。然后，政府在自己的數據分析工具上投入大量資源，以消除這些錯誤的數據，辨別趨勢和線索，以支持執法調查。此外，受法律限制的限制，政府努力與金融機構共享信息，這將為產生高價值特區提供必要的環境。盡管美國、英國和其它地方的公共當局通過促進信息共享的公私伙伴關系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這些安排在可擴展性方面面臨明顯的限制。

敏銳的觀察者一直認為，“可疑活動報告”是由發展道路上的第二好的解決方案，而不是邏輯上的必要性，而直接獲取原始交易數據將更好地為執法調查服務。但是，這些解決方案已經受到法律和審慎性對其隱私隱含影響的約束，直到去中心化區塊鏈協議的出現，這從本質上允許執法機構進行不受金融中介構成障礙的調查。這使執法部門可以利用調查信息和情報資源對交易數據進行三角劃分，以更有效地識別和打擊非法金融網絡。此外，區塊鏈將數據保留在不受法律管轄權約束的分布式計算機網絡上，并使執法部門能夠進行實時的非法金融調查，而不再需要正式且繁瑣的國際條約要求提供金融信息，而這些信息可能需要數年才能得到，并且常常讓調查員大失所望。重要的是，以前依賴于金融機構的運營來實施有效控制的金融透明度，被硬編碼到分布式的區塊鏈協議中。最后，執法機構和監管機構不再需要花費資源來確保合規性，而將可以更好地用于直接監察、調查和防止非法金融活動。

總結

分布式的協議并沒有繞開監管記錄保存和報告的要求，而是使它們不再成為必要因素，從而使流程中的資源分配更加有效。各國政府不再需要花費有限的預算來重新分析雜亂的數據和對第三方情報收集者執行合規義務，而可以重新部署這些資源來監察非法金融活動、起訴非法行為者、沒收非法收益并拆除非法金融網絡。區塊鏈分析公司可以實現規模經濟，并可以當做一種公共商業，提供商品化服務，以前則由每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中的獨立財務智能功能執行。建立在去中心化區塊鏈協議基礎上的中介機構可以更有效地將其資源集中在管理其業務產生的實際非法融資風險上。盡管這些好處目前僅限于加密貨幣行業，但由于將區塊鏈技術整合到傳統金融服務中，它提供了可擴展的模型，并允許考慮針對這種新環境中出現的實際風險的新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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