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金融評論：貨幣制度、現代中央銀行和數字貨幣_BDC

原文標題：《解碼央行數字貨幣 | 喬依德：貨幣制度、現代中央銀行和數字貨幣》

目前，全球大多數中央銀行也已開展積極探索。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問卷調查顯示，在未來3年中，發行零售型CBDC的中央銀行可能將覆蓋世界五分之一人口。

要真正理解這些變化，必須把數字貨幣放在一個更廣的視野中考察，要通過了解貨幣制度的演變與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形成，來分析數字貨幣今后的走勢以及它對經濟、金融、貨幣制度的影響。未來，法定數字貨幣的價值優勢也可以進一步探討。《清華金融評論》在2021年3月刊就邀請專家學者對此進行討論，以打開央行數字貨幣的想象空間。

包括央行數字貨幣在內的數字貨幣，是當前監管層、經濟學界、金融界關注的焦點。人們關注數字貨幣的特點、發展趨勢及其對經濟金融可能的影響。要真正理解這些，必須把數字貨幣放在一個更廣的視野中考察，要通過了解貨幣制度的演變與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形成，來分析數字貨幣今后的走勢以及它對經濟、金融、貨幣制度的影響。

一般人們接觸貨幣主要是使用其交換、計價和價值儲存功能，因而自然而然地比較看重貨幣的材質和物理形態。但是同樣材質的貨幣所包含的制度因素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以紙幣而言，宋朝時我國已經在世界上首先使用了產生于四川的“交子”，但它與我們現代用的紙幣相比，在發行主體、發行方式、使用范圍以及對金融的影響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一些學者在研究貨幣史時，把貨幣分為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前者對應的是所謂自然經濟，后者對應的是貨幣經濟。這樣劃分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金、銀等貴金屬本身也有使用價值，也可以被認為是實物。因此，我們應該針對貨幣的演變過程，從更深的角度來理解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清華經管學院教授何平：比特幣價格機制不穩定是高風險資產: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中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教授在活動上表示，比特幣的價格機制不穩定，屬于高風險資產范疇。何平認為，即使在正常時期，比特幣的價格也存在不穩定機制，因此比特幣屬于高風險資產范疇。盡管比特幣因稀缺性被部分人視作“數字黃金”，但比特幣和黃金有著本質區別。黃金擁有自己獨特的價值支撐，而比特幣不具備這種價值信用支撐。比特幣的波動性、內在價格機制的不穩定性，都決定了它是比黃金風險更大的資產。[2020/3/19]

從貨幣發展的過程來看，超越了其材質、形狀和構成的是其內涵，即發行（制作）主體、發行方式及其支撐，可以簡稱為貨幣制度。可以把貨幣制度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貨幣本身包含了使用價值。其中包括人們熟知的，在貨幣發展史中出現的貝殼、牛、羊、絲帛等，一直到貴金屬。這當然也可以稱為無貨幣制度，因為其中的貨幣本身就具有使用價值，而制作者可以是個人或群體。第二類是指在貨幣本位下的各種貨幣的形態。所謂貨幣本位是貨幣的標桿或“錨”，一般是指重金屬，也可以是儲備貨幣。比如，香港現在采用的貨幣局制度，它的貨幣本位就是美元。貨幣本位制下的貨幣可以由中央銀行發行，但歷史上很多時候由商業銀行發行，而且發行者的數目有收斂的趨勢。第三類為信用貨幣制度。全球性貨幣信用制度一般認為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而形成的，各國政府或央行壟斷了法定貨幣的發行，其背后沒有任何有形的東西支撐而僅靠政府的信用支持。

信用貨幣制度的出現并不是因為某一種技術而觸發的，而是由于經濟發展給貨幣制度帶來的自然而然變化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經濟出現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即隨著戰后日本、西歐經濟在全球格局當中的占比逐步上升，以美元作為錨的金匯兌制度已經無法適應這種格局，所謂的“特里芬”兩難導致了它的崩潰，無意中促成了全面的現代信用貨幣制度的產生。現代貨幣制度最主要的特點是貨幣的發行無需任何物質的支撐，而是純粹依靠政府的信用支撐，政府的信用則是依靠政府的強制力實施的。所以，這樣的貨幣的發行適應了經濟的全球化和經濟的較高速的發展。

聲音 | 清華大學黃張凱：發展區塊鏈落腳點都應當是服務實體經濟:據澎湃新聞消息，11月6日，在第三屆中新論壇上，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黃張凱表示，無論是加大力度發展區塊鏈，還是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金融服務，落腳點都應當是最終為了服務實體經濟。在黃張凱看來，區塊鏈天然帶有貨幣和金融屬性，因此很多金融機構非常關注這項技術。他舉例說，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區塊鏈技術對供應鏈融資、貿易融資、跨境貿易融資都具有極大促進作用。同時他還指出，區塊鏈系統不僅是信息流，它本身還能是資金流，有助于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也可以幫助他們深度參與國際貿易。

但黃張凱強調，因為區塊鏈的貨幣、金融屬性導致難以避免的泡沫或投機行為，這就需要各國政府及時參與當中，創新管理方式，制定完善的監管制度，不能重復在其他領域“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2019/11/7]

全球性信用貨幣時代的出現顛覆了以往人們對金融貨幣規律的一些認知。例如，貨幣主義的理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風行一時，而它的缺陷現在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指出，通貨膨脹并非全是貨幣的現象。貨幣跟實體經濟非常相關，但也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一一對應。做一個比喻，如把貨幣的數量比作一根橡皮筋，它具有一定的伸縮能力，但這個能力也有限度，拉得太用力就會斷裂。同樣，貨幣數量過多或引起通貨膨脹，或引起資產價格泡沫。另外，我們所熟知的“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這一規則僅僅適應于貴金屬時代。但在信用貨幣時代，良幣驅逐劣幣或者說信用強的貨幣驅逐信用弱的貨幣，才是一個普遍規律。

這種情況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創造了前提條件。沃爾克領導的美聯儲在20世紀80年代控制住高通貨膨脹就是一個成功案例。可以說，信用貨幣制度的出現促進了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形成和完善。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申衛星：法學要將區塊鏈等新興事物拓展為研究對象:5月20日，網絡文化消費法律問題研討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申衛星表示，法學要將網絡文化消費、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興事物拓展為研究對象，計算法學學科的建設對于法學教育具有引領作用。[2018/5/22]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第一個中央銀行是瑞典政府于1659年設立的瑞典中央銀行。中央銀行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商業銀行演變的自然結果。十七八世紀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席卷全球，商業銀行應運而生。商業銀行發行商業票據，票據進行交換和清算需要有一個中立的、獨立的機構來進行。商業銀行實行部分準備金制度，也會出現擠兌和破產的情況，這也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強大的機構來進行清理。中央銀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所以它常常被稱為“最后貸款人”（The Last Resort of Credit）。

對全球影響更大的是英國的中央銀行，1694年靠光榮革命登上國王寶座的威廉三世批準成立了英格蘭銀行。成立之時，英格蘭銀行以向政府提供貸款為條件獲得了貨幣發行權。1844年，根據《皮爾條例》，英格蘭銀行獨占了銀行券的發行，一步步壟斷了全國貨幣的發行權，并于1928年成為英國唯一的貨幣發行銀行。壟斷法定貨幣的發行可以說是現代中央銀行的一個核心職能。

除上述原因以外，各個國家中央銀行的建立與該國當時的社會經濟制度、經濟發展階段也是密切相關的。這里分享兩個比較有意思的案例，即美國的中央銀行與解放前中國的中央銀行的成立和發展。兩家中央銀行差不多在相同的時間成立。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1914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1904年，中國（清朝）成立了戶部銀行，也就是中央銀行。1908年，戶部銀行改名為大清銀行，總部設在北京。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以后，改名為中國銀行。盡管兩國成立中央銀行的時間相近，但其社會背景是完全不同的。美國曾經在100多年當中三次嘗試過成立中央銀行（它們是1781年的北美銀行、1791年的第一合眾國銀行和1861年的第二合眾國銀行），但都以失敗告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各個州都有自己的利益，各地各方的利益沖突使得全國統一的中央銀行難以成立。各州監管的混亂讓私營銀行從中漁利。1907年美國發生了經濟恐慌，最后不得不用一個妥協的辦法，通過設立大區分行來成立中央銀行。隨著美聯儲的成立，歷時一個多世紀的有關貨幣發行主體的競爭最終落下了帷幕。這不僅使美國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后繼續較快發展，而且對于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確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在近代長期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環境中，所以當時盡管建立了中央銀行，但之后中央銀行并沒能真正地壟斷貨幣的發行。當時軍閥混戰導致政局不穩定，各個商業銀行，包括外資銀行，都可以自行發行貨幣，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推行“廢兩改元”的貨幣制度，進行法幣改革。至此，中央銀行才真正掌握了貨幣的發行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

清華大學尹稚：區塊鏈使得建立共治共享高度去中心化的管理體制成為可能:4月21日，由新華社瞭望智庫主板，工信部工業文化發展智能更新聯合主辦的2018特色小鎮高峰論壇暨第二屆特色小鎮產業鏈資源合作開放大會在北京召開。清華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認為，活動的組織形態隨著技術的進步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到了一個可以既推動中心城市發展，同時能夠兼顧中小城市，乃至兼顧鄉村振興，共同發展的時代。以“區塊鏈”為代表的去中心化技術，這樣的一種模式給了小城鎮、農村全新的發展機會。[2018/4/22]

從各國實踐看，中央銀行制度在歷史演進、基本目標、治理結構等方面呈現一些共性特征，但也不完全相同。1983年，國務院決定由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正式頒布，標志著我國的中央銀行制度邁向了法制化、規范化的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人民銀行職能配置作出新規定，強化了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金融基礎設施統籌監管等職責，使我國的中央銀行制度與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更相適應。同時也要看到，經過長期發展改革，我國已經成為金融大國，國家金融安全穩定形勢復雜嚴峻，金融科技深刻改變金融業態，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面臨很多新的機遇和挑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出發提出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立足推動高質量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對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作出戰略部署，具有重要意義。

2020年10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將宏觀審慎管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等職能納入央行職責，這有助于現代央行制度的建設。修訂草案還規定人民幣包括實物形式和數字形式，將為發行數字貨幣提供法律依據。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教授廖理：區塊鏈能夠提高金融系統甚至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互聯網金融實驗室主任廖理指出，“區塊鏈的優勢在于能夠用非常低的成本解決網絡交易的身份識別和個人征信，以及使用點對點的交易避免了傳統集中式的清算結構，從而能夠大大提高金融系統甚至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廖理同時指出，區塊鏈將成為互聯網金融夢想照進現實的關鍵技術。但是，現在的區塊鏈還處在嬰兒時期，各方面的基礎設施還很不完善，而這種不完善限制了區塊鏈的大規模應用。[2018/3/18]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發表《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文章，對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重要意義、內涵、重大舉措進行了詳細闡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是現代貨幣政策框架、金融基礎設施服務體系、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和國際金融協調合作治理機制的總和。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目標是建立有助于實現幣值穩定、充分就業、金融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大任務的中央銀行體制機制，管好貨幣總閘門，提供高質量金融基礎設施服務，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管控外部溢出效應，促進形成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治理格局。

2008年9月以中本聰一篇文章為起點，在短短10多年時間里比特幣狂飆突進，截至2021年2月19日，比特幣價格達到5.6萬美元高點，總市值達到了1萬億美元大關。比特幣的出現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挽救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穩定金融市場，發達國家的央行執行了非常規貨幣政策，發行了大量貨幣，市場對于貨幣的信心跌到低點。貨幣的基本要義是提供流動性，為經濟實體之間的交易提供便利，具體體現在它的計價、交換以及價值儲存三個基本功能。人們看待貨幣主要是關注它的可靠性和穩定性。當時，人們更多地關注各個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的穩定性，即它的價值是不是可靠。與此相對應，比特幣采用了區塊鏈作為底層的技術，采用去中心化的分布式電子記賬系統，固定發行2100萬個比特幣，試圖表示其價值的穩定。但實際上，且不說由于黑客的侵入，有些賬戶中的比特幣好幾次被盜竊，也不說犯罪分子利用比特幣洗錢，讓人們不能普遍使用比特幣的主要原因是其價值波動非常大，像過山車一樣，一天可以升值或貶值20%以上，無法達到人們對幣值穩定的要求。十幾年過去，比特幣仍不能成為人們可使用的貨幣。針對這樣一個缺陷，又出現了同樣以區塊鏈為基礎技術的穩定幣。穩定幣與現有的法定貨幣以某種形式掛鉤，以保持它的價值的相對穩定。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臉書（Facebook）的天秤幣（Libra）。Facebook于2019年發表了Libra第一版白皮書，2020年又發表了第二版。盡管Libra由于使用人數眾多、加盟企業接口廣泛的特點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但因為它挑戰了各個國家發行的法定貨幣的主權，還是出現了“難產”。

在這樣的沖擊和影響下，各國央行開始研究考慮采用數字技術，發行自己的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CBDC）。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當前已有相當多國家的中央銀行正在研究CBDC，但大部分仍局限于在概念框架的范疇內進行研究，實際上投入制作或試驗的并不多。根據各方面的研究結果來看，CBDC具有降低貨幣的發行成本，提高貨幣交易的效率，有利于促進普惠金融、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及跨境交易的便利性等優點。尤其在支付領域，可能會比現有的機制更有優勢。美聯儲曾有一項研究，從七個方面進行了比較和論證，它們是可訪問性、匿名性、無記名工具性、獨立性、運營效率、可編程性和服務可用性。該研究指出不可能在這七個方面同時都獲得益處。CBDC與比特幣、Libra等私人貨幣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盡管都采用了數字技術，但CBDC與私人數字貨幣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CBDC實際上是常規的、傳統的主權法定貨幣在時間和技術軸線上的延伸。它是數字化的法定貨幣，所以具備了法定貨幣的基本職能，無論是以現金的形式或者是以其他形式出現，這是區別于私人數字貨幣的一個基本特征。雖然私人數字貨幣也是以數字技術為形式，實質上它更多地具有資產的屬性，人們購買私人數字貨幣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沖貨幣可能的貶值，為了保值的需求。

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否可以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那樣，多種貨幣共存，央行的數字貨幣與私人數字貨幣在社會上共存，同時流通？如前所述，經過很多國家在不同時間的試錯，貨幣從實體走向了信用，貨幣的發行也越來越集中，走向央行的壟斷。歷史已清楚地表明，過去多種貨幣共同流通的局面已經翻篇，就像金本位一樣不可能再回潮。還有一種說法認為，CBDC可能會使得貨幣的跨境交易發生根本性的改變。CBDC無疑有利于跨境交易，但是目前資本的跨境交易所存在的費用高、不便利等問題并不是由于技術困難造成的，而是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造成的。具體地說，因為每個國家對資本管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即使是不實行資本管制的國家，對于攜帶現金出境或入境的數量都有一定的限制，而這并不能靠數字貨幣來解決。

總而言之，無論是個人數字貨幣還是CBDC，都是正在出現的新事物，我們可以進行大量的研究、實驗和觀察。從目前所觀察到的情況來看，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私人加密貨幣已經并將繼續成為一種資產；以Libra為代表的全球穩定幣，如想成為超主權的全球貨幣，可能性很小。但如果它后退一步，不以成為貨幣為目標，而僅作為一種支付平臺，那么它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也將是巨大的；至于CBDC的未來，取決于央行如何設計它，如果采用批發型的，即目前個別賬戶—商業銀行—中央銀行的結構保持不變，那是穩妥的做法，對金融體系的影響將是邊緣性的；如果采取零售型的，即讓個人/企業直接在央行建立賬戶，那在技術上、穩定性方面會遇到很多困難，不過可能會對金融體系產生重大的沖擊和影響。

本文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21年3月刊，2021年3月5日出刊，本文編輯：王曄君

文/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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